东道国经济因素对中国OFDI影响的比较研究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首先，经济全球化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为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各国招商引资政策对外国企业的吸引，贸易自由化等，使世界资源配置得到优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增强了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反过来又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其次，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企业扩大产品市场，节约运输成本，跨越贸易壁垒，获取技术和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等，使企业和本国经济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因此，各国纷纷制定鼓励本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世界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正蓬勃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虽然由发达国家先起，但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崛起，对外直接投资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各国较为普遍的经济行为，而且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势头尤为强劲。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现状和重要性来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存量和流量持续上升，增长势头强劲。从表 1-1 和表 1-2 中可以看出，2013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流量为 1078.4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22.8%。其中，金融类占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 14%，金额为 151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非金融类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 86%，金额为 92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3%。大约 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外设立境外企业 2.54 万家，境外资产总额近 3 万亿美元，按流量排名位于全球第三，占全球流量的 7.6%。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 6604.8 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2.5%，位居世界第 11 位。但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存量规模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仅相当于美国的 10.4%，英国的 35%，德国的 38.6%，法国的 40.3%，日本的 66.5%[1]。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和行业不断拓宽，但仍存在着地域集中和行业集中的特点。投资主体逐步向多元化发展，不少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在境外投资取得了成功经验，但投资主体仍然以国有企业为主，且某些企业的竞争力较弱。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因此海外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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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本文的研究包括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基于周边国家在我国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战略意义和经济因素，尤其是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作用，主要研究周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经济因素发挥的作用。因此，通过建立以经济因素为解释变量，以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入为被解释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得到经济因素对目标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中国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和发展阶段，其对外直接投资往往表现出特殊性。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之前我们得到的经济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否适用于中国呢？如果存在差异，那么导致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建立了以相同经济因素为解释变量，以中国对周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被解释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而得出经济因素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规律。并通过对比两个面板数据模型的计量结果，进行经验分析。 由于 2000 年以前，中国的对外投资发展水平较低，增速较平稳。2002 年以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才有了巨大得飞跃，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并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起步摸索阶段，由于经验的不足，为了增加成功率，首选之地便是周边国家。因此，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投资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选取 2002 到 2013 年的数据，以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越南、日本、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这 12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以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入为因变量，以经验累积、市场规模、开放水平、制度质量为控制变量，考察通货膨胀率、国际资本流动风险、金融发展这三个经济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及显著性水平。并将所得结论作为经济因素在该区域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作用的一般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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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较早，开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使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成果十分丰富。最初的理论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上。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也逐步涉及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于是大量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理论和文献大量出现。本文基于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并着重考察了东道国经济因素的作用。因此，相关的文献部分整理也是基于上述思路。 

 

2.1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综合分析 

陈恩(2011)等利用 2007-2009 年中国对 103 个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的对数线性模型，考察了市场规模、政府开放程度、资源、制度、金融风险、地理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导向为主，市场规模对投资的影响是显著的，而汇率、通货膨胀率、投资保护制度、自然资源禀赋与距离不是主要影响因素[3]。邹婷等指出投资东道国国内的基本情况，如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劳动力工资率、城市化进程、科技创新水平、产业结构、集聚效应和政策制度等都会对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决策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4]。黄静波(2009)等分析了我国外 1982-2007 年对外投资流向，结果表明：出口、能源需求、国民生产总值、制造业指数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效应，并且出口、能源需求的变化对我国 OFDI 的影响效应最大；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存在显著的规避贸易壁动机，我国的经济制度对企业的对外投资不存在推动作用[5]。宋维佳，徐宏伟(2012)利用 2005-2009 年中国与 51个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中国 OFDI 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其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度、贸易联系对中国的 OFDI 具有显著影响；而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地理距离的影响不显著[6]。程惠芳，阮翔(2004)，利用中国对 32 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通过引力模型进行横截面回归，其结果表明：人均国民收入、经济规模、双边贸易量对 OFDI 具有 正效应，而地理距离对 OFDI 具有负效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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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济风险与 OFDI 

东道国经济因素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东道国的经济状况和相关指标的变动会引起外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做出相应的反映。而且东道国经济的不稳定引发的经济风险对外国企业的影响也十分深刻。经济风险通常是指东道国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发生变化时，投资者或债权人面临的资产损失的可能性。长虹在美遭遇的欺诈事件、中航油事件、中国在利比亚危机中巨额损失事件等，都充分说明了经济风险对我国投资海外的重大影响。 廖新林(2014)等利用门限模型，对我国 2000-2012 年对非洲直接投资和东道国的经济风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非洲东道国的经济风险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负效应，即，抑制作用。而且随着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抑制作用会增加，而且是显著的。进而对我国企业提出加强风险意识，强化防范和化解风险措施的建议[13]。程惠芳(2014)等基于后金融危机背景，基于模糊一致矩阵，考察了宏观经济风险、GDP 变化率、利率和破产企业指数对 OECD 成员国的影响程度，并进行排序，提供了衡量宏观风险的一种思路和方法[14]。王海军，齐兰(2011)在国家风险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并通过国建立计量模型，检验和分析了东道国国家经济风险与中国 OFDI 的长期均衡关系。结果表明：东道国国家经济风险对我国的 OFDI 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国家经济风险指数每增长 1 个百分点， OFDI 存量将增长约 0.54 个百分点。并且，控制变量中经济增长和政策对 OFDI 具有正效应，而实际利率、汇率、出口依存度对 OFDI 具有负效应。进而提出加强国家经济风险评估预警系统建设、建立健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体系化解国家经济风险不利影响的政策建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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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东道国经济因素对 OFDI 影响的一般规律 ......... 19 

3.1 变量选择及说明 ..... 19 

3.1.1 被解释变量 ...... 19 

3.1.2 解释变量 .......... 19 

3.1.3 控制变量 .......... 21 

3.2 模型设定 ........... 25 

3.3 计量结果分析 ....... 27 

3.4 小结 ...... 32 

第四章 东道国经济因素对中国 OFDI 影响的特殊规律 ..... 33

4.1 模型设定 ........... 33 

4.2 计量结果分析 ..... 34 

4.3 小结 ............ 37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38 

5.1 结论 ............ 38 

5.2 政策建议 .... 40 

5.3 展望 ............ 42 

 

第四章 东道国经济因素对中国 OFDI 影响的特殊规律

 

根据现有的文献，中国由于其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往往是由政府主导，而且表现出特殊性。那么，第三章中我们得到的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在中国周边国家进行投资时，经济因素所起到的作用是否与中国在这些国家进行 OFDI 时相同呢？为了验证上述疑问，本章将建立与第三章相对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来考察经济因素对中国 OFDI 的影响。 下面我们针对中国对周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进行计量分析。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我们仍选取上一章的自变量，即，对外直接投资竞争程度 FDI(-1)、市场规模（PGDP）、经济开放程度（TRAF）、制度质量（POL）、通货膨胀率（INF）、国际资本流动风险（LID）、金融发展水平（STO）。因变量选取中国对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来源于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4.1 模型设定

按照第三章的数据处理方法，把 OFDI 一阶差分后通过 LLC 和 ADF 单位根检验，然后将差分后的序列绘制时序图，发现不存在截距效应，因此我们建立过原点的混合面板数据模型，其中,OFDI 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FDI-1为上一期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入 PGDP 为市场规模，TRAF 为开放水平，POL 是制度质量，INF 为通货膨胀,LID 为国际资本流动风险，STO 为金融发展水平，μi为随机误差项。 计量结果表明，东道国的通货膨胀率对中国的 OFDI 存在负效应，但不显著。虽然通货膨胀率在影响中国 OFDI 的效应与其他国家在中国周边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不同，但都是不显著的。通货膨胀率对中国OFDI 存在负效应表明，中国在周边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通货膨胀率能够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收益。通货膨胀率越高，中国企业获得的实际收入越少，对外直接投资越少。反之，通货膨胀率越低，中国企业获得的实际收入就越多，对外直接投资就越多。但在实际对外投资过程中，通货膨胀率对中国企业决策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并不会作为是否投资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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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从上表中看出，中国与世界在周边国家进行投资时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影响效应和显著性完全相同。市场规模和制度质量对世界和中国的对周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无论是效应还是显著性是完全相同的。 （1）市场规模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可见，世界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都存在市场寻求动机。 （2）制度质量存在负效应，即在周国周边国家进行投资时，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越低越有利于外国企业获利，从而增加投资。但制度质量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负效应不显著，说明制度质量虽然是不为企业所掌握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投资中国周边国家时，其影响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2.影响效应和显著性完全不同。国际资本流动风险、金融发展和开放水平这三项指标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无论是影响效应还是显著性水平都是完全相反的。 （1）国际资本流动风险。国际资本流动风险对其他国家在中国周边国家进行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而对于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效应，而且不显著。这表明，其他国家在中国周边国家进行投资时，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而由于地理邻近或出于战略目的的需要，国际资本流动风险并不作为中国对周边国家进行投资的决策要素。 （2）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对世界其他国家在中国周边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效应，即世界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资本寻求动机。但根据本文模型得到的结果显示，这种动机并不是显著的，并不是推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要动机。金融发展对中国在周边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负效应。这与东道国的特征和中国企业的性质所决定的。 （3）开放水平。东道国的开放水平对其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宽松的政策和贸易环境更容易外国企业的进入，这是外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考察因素。而东道国的开放水平对中国而言具有负效应，这与本文所考察的目标国家有关，并且说明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存在替代关系，地理邻近可以使中国通过出口开拓东道国市场而无需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说明中国周边国家的开放程度并不改变中国的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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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