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资本宽度和深度对企业战略投资的影响研究

1绪论

1.1研究背景
当今经济环境变幻不定，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始终面临着环境动荡所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管理者如何把握时机，并合理恰当地制定战略性投资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了企业管理者和研究者共同所关心的问题（Jalilvand& Kim，2013)。同时，为了创造企业的竞争优势，管理者如何通过合理分配可获得的有限资源来开展一系列的战略活动也成为了近年来学者们热议的话题。(Jalilvand & Kim, 2013; Voss, Sirdeshmukh & Voss, 2008 )。战略投资对于企业而言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决策内容。减少企业的战略投资可能会影响企业的长远竞争力和盈利性；相反，盲目地从事战略投资会提升企业的成本和风险，不利于企业的稳步发展（Bermer & Ranganathan，2012 )。因而，对于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薪露头角，形成竞争优势；又如何在动荡的环境变化中有效防守，做好长远规划，成为了企业管理者作为投资者们的代理人，所要仔细思量的决策方向。然而，企业高管又如何保证所作决策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呢？这就需要有专业特长和有经验的人士为其提供较为全面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并监督决策的有效落实。另一方面，战略投资本身是资源分配的过程，这就需要企业本身拥有一定的可支配资源。根据以往研究我们发现，基于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 )和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s )，董事会恰好在企业的经营过程当中起到了以上提到的这些作用（Hillman & Dalziel, 2003 )。因此，我们思考：（1 )董事会对于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是否起到了作用？ （2)战略决策的制定本身就是个复杂的博弈过程，那么除了董事会本身可能会产生影响，是否还有其他内在机制会对其过程产生作用？ （3)除了企业内部的因素之外，外部环境是否也有对战略投资决策制定产生作用的因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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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问题提出
在充满技术变革和不稳定的环境之中，企业投资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本质是资源的流动；反过来，当企业将投资的回报逐渐积累起来之后，又形成了企业所掌控的资源（Dierickx & Cool, 1989 )。另一方面，企业战略旨在通过资源的合理分配来实现企业利润的创造和可持续发展（.Talilvand&Kim，2013 )。当两者相融合时，就形成了企业战略投资（Strategic investment)这一核心概念。作为战略决策（Strategic decisions )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战略投资旨在通过制定以未来为导向的投资决策来实现资源的有效协调和分配，从而维护企业内部的各项平衡，创造企业竞争优势，确保企业的稳步发展并为股东创造利益（Bushee,1998; Kotha & Nair, 1995; Litov et al., 2011; Maritan, 2001; Sanders & Carpenter,2003 )。企业战略投资决策的制定这一复杂的过程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这就成为了理论和实践都将关注的重点。研究表明，投资这项复杂的过程是由下至上的，由多个阶段组成的，企业不同层级的管理者在此过程当中扮演着不同的，但相互关联的角色（Bower, 1970;Carter，1971; King 1975 )。我们通常认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例如CEO,是决策的主要制定者（Hambrick&Mason, 1984 )。然而，正如代理理论所指出的，在企业内部，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因为利益分歧而导致的不信任，从而产生了两者间的代理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代理成本问题有待解决（Fam a，1980; Fama & Jensen, 1983 )?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企业资源的积累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最终能够掌控的资源往往依赖于外部环境的供给（Pfeffer&Salancik，1978 )。因而，当企业高管在具体制定战略投资决策之时，就必须要掌握企业所拥有的或者可获得的资源的信息，并且获悉内外部的各类动态信息，不能盲目而行，承担风险。我们进一步地思考，企业高管作为企业的代理人，由于代理矛盾的存在，必将不被允许独立来制定这一系列投资决策。那么，企业高管究竟通过怎么样的渠道来获取这些资源？依赖于谁获得准确和及时的信息？又最终如何做到风险的衡量和决策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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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董事会资本
Hillman和Dalziel在2003年最先提出董事会资本的概念并引入企业战略管理的研究（Hillman & Dalziel, 2003 )。他们认为董事会在企业中起着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代表股东的利益控制管理层（Monitoring function )和提供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Resource provision function )。其中，董事会的监督功能指的是董事会有责任代表股东来监督执行管理者的行为，这个功能源于备受研究者们关注的代理理论，主要讨论的是企业内部委托-代理之间的关系，旨在探讨如何实现代理成本的最小化（Fama, 1980; Fama&Jensen, 1983; Jensen & Meckling, 1976; Hitt, Bierman, Shimizu & Kochar, 2007 )基于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的观点，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是相分离的，而企业本身则恰是两者以合约形式相关联的载体。这样的分离关系即是问题产生之处，正如Bamey和Hesterly ( 1996 )指出，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一定是存在分歧的，委托人无法做到完全无成本地监控代理人的行为；相反，代理人也无法完全无成本地获得委托人所获取的信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歧存在，使得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存在着因为利益分歧所导致的不信任（Dalton, Hitt, Certo &Dalton，2007 )。因此，为代理问题的产生，以及随之产生的代理成本提供了可能。为了更好地分析并解决这个问题，诸多关于代理理论的研究提出了 一些治理机制，并作用于公司战略。这些机制包括产权制度、董事会和管理者薪酬制度、管理人才的市场等（Dalton et al.,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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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战略投资
投资是一项复杂的，由下至上的，由多个阶段组成的过程，企业不同层级的管理者在此过程当中扮演者不同的，但相互关联的角色（Bower, 1970; Carter,1971; King 1975 )。战略性投资（Strategic investment)是近年来在战略管理和经济学研究领域当中都备受关注的一个概念。总结以往与管理学有关的研究，战略性投资主要是指与企业长远战略方向有关的，以未来为导向的投资决策，是战略决策（Strategic decisions )中一个重要的方面（Bushee, 1998; Kotha & Nair, 1995;Litov et al.，2011; Maritan, 2001; Sanders & Carpenter, 2003 )。在充满技术变革和不稳定的环境之中，战略方向的把握以及战略决策的制订对组织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企业管理者不得不持续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旨在维护企业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平衡，实现企业利润的创造（Jalilvand & Kim，2013)，也因此企业管理层直接或间接地经受着来自于经济分析学者对投资者投资行为影响的诸多压力（Benner & Ranganathan, 2012 )。战略性投资决策作为战略决策当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对确保企业的稳定发展和创造股东利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投资（Capital investment)被看作是资源的流动，逐渐积累起来的投资同样成为了企业的资源（Dierickx & Cool, 1989 )。如何协调、分配这些逐渐积累起来的资源使之得到充分的利用，并为企业提升竞争优势，是企业战略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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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27
3.1研究假设........ 27
3.2理论模型的提出........ 35
4 研究设计........ 37
4.1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37
4.1.1数据来源........37
4.1.2样本企业范围确定........ 37
4.2变量的定义与测量........ 38
5 实证分析........ 49
5.1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49
5.2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54
5.3结果与讨论........ 60
5.4稳健性检验........ 64

5实证分析

5.1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分析是通过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等统计量对所获得数据的集中程度和离散趋势进行描述和说明。本研究在这一部分将对自变量、因变量、调节变量及控制变量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详见表5.1和表5.2。标准差的定义为方差的算术平方根，用于反映组内个体间的离散程度。从表5.1中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企业战略投资、董事会成员平均报酬、企业规模、托宾Q值、企业年限、董事会平均年龄、董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企业综合杠杆这几个变量的标准差较大。因此我们发现，样本企业为了创造未来收益用于固定资产等方面的购置和更新的支出差异较大；同时，不同企业间董事会成员薪酬差异也较为明显。托宾Q值作为市值指标用于体现股东获利能力；数据显示，各企业间该值的差异也较明显。企业综合杠杆用于衡量企业的整体运营状况，其标准差也反映出样本企业所承担的经营风险差异较大。董事会资本宽度和深度的均值分别为1.732和1.126。根据变量的测量方式，董事会资本的宽度值应在0至3之间，董事会深度的值应在0至2之间，值越大则表明董事会资本的异质性越大。从该均值来看，样本企业的董事会资本宽度异质性更大，即董事会成员的职业、职能及不同行业间的兼任而体现的多样程度较其在同一行业内的专一程度更高。企业所有权性质均值为0.925，接近于1，说明样本企业中非公有制企业占比较大。企业平均年限为13.255，从标准差来看，各样本企业间的年限差异较大。各企业董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均值为49岁，其中年龄最大企业的平均年龄为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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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经研究实证验证，本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在中国上市企业背景下，企业董事会资本宽度对企业战略投资产生正效应；企业董事会资本深度对企业战略投资同样产生正效应。
(2)政治不确定性抑制董事会资本宽度与企业战略投资间的关系。当存在政治不确定性时，董事会资本宽度对企业战略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弱。相反，政治不确定性促进董事会资本深度与企业战略投资间的关系。当企业存在政治不确定性时，董事会资本深度对企业战略投资的促进关系增强。
(3)董事会平均总薪酬对董事会资本宽度与企业战略投资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董事会资本深度与企业战略投资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当董事会平均总薪酬较高时，将抑制董事会资本宽度对企业战略投资的正效应，相反会促进董事会资本深度与企业战略投资之间的正效应。
(4)董事会长期股权激励对董事会资本宽度与企业战略投资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董事会资本深度与企业战略投资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当董事会长期股权激励较高时，将抑制董事会资本宽度对企业战略投资的正效应，相反会促进董事会资本深度与企业战略投资之间的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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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