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思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文章以2003年7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确认建立为例，选取2000年至201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使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并采取平行趋势检验、预期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及各种稳健性检验来验证结论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2018年中美贸易战、2019年沙特阿美遇袭导致原油价格一路飙升、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和2022年俄乌战争等“黑天鹅”事件来袭，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盛行，中国面临的贸易壁垒阻碍了企业出口，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而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减轻贸易壁垒和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问题上逐渐乏力，由此中国逐步重视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数据显示，截止至2024年3月为止，中国已经缔约协议的自贸区有20个，有10个自贸区正在进行谈判，还有8个自贸区正在研究①，其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于2003年7月1日正式确认成立，是中国与外部建设的第一个自贸区，所以论文聚焦于研究CAFTA的成立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及，中国要深入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坚持创新在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②。当前，中国出口产品从“老三样”演变为技术密集的“新三样”，展现出口产品结构转型升级的新业态，而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增加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进而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在此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扩大外贸市场时难免会与其他国家产生利益冲突，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了投资决策。为推动国家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政府应根据当下的国际经济局势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企业应当增加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培养和储备技术型人才，以提升其核心的竞争优势及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对冲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波动所带来的风险。而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是识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键参考依据，但目前中国制造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需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国际贸易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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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与内容
1.2.1 研究思路
论文主要研究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确认建立后，中国制造业企业所面临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首先，在阅读相关资料和文献之后，论文将重点聚焦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断上升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近年来在处理国际贸易政策波动和贸易壁垒上升的问题上渐显乏力，所以逐渐被各国重视起来的自由贸易区成为论文的重点研究对象。其次，创新是企业长青的杀手锏，制造业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仍需提升创新能力。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也是一个企业在做创新决策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所以论文借助实物期权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来阐述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随后，文章匹配2000年至2014年时间段内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并从WTO关税数据库下载关税数据，以测算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接着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宣布正式确定建立的背景下，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后续是探究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通过企业融资约束减少和企业出口扩张两个渠道来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并进一步结合新新贸易理论进行企业、区位异质性检验。最后，文章总结理论和实证得出的结论，并根据分析结果给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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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早期学者对不确定的研究先聚焦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基础包括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和周边环境的不确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渐渐将目光集中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以下简称“EPU”），但是EPU所能够反映的是一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程度，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收入政策不确定性等各项分支的总和。正是因为EPU包含的因素过多，不能细化到贸易方面，往往忽略了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等因素，故研究逐步细化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Trade Policy Uncertainty，以下简称“TPU”）。
2.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测度研究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指的是企业或其他机构不能预料到的贸易政策的可能变动（余淼杰等，2019）。TPU指数的测度是一个研究热点，借鉴了EPU指数测度的文本分析法。
EPU测度采用文本分析法，测算主要报纸和企业年报中关键词的词频。最早开始的是Baker等（2016）研究美国1985年以来重大政治事件的演变，通过计算美国十家主要报纸中“经济”、“不确定性”等相关词汇的频率，得出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①。Baker等学者为此后政策不确定的相关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构建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时，为了应对中国媒体的审查，只使用了香港的一家英文报纸《南华早报》（SCMP），没有将中国大陆的报纸纳入统计范畴，样本量少并且覆盖的经济类新闻面窄，这无法代表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整体情况。为了弥补Baker等学者的研究空白，Huang和Luk（2020）使用2000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的十家中国大陆报纸来度算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①，方法参考Baker等学者的主要过程，结果与其相符。以上研究均是从宏观层面来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没有下沉到微观企业的层面，而聂辉华等（2020）详细到了中国每一家上市企业的EPU指数。他使用python的jieba库提取了2007年至2018年A股上市公司年报中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词汇频率，构建了企业层面的EPU指数，然后将企业按照行业分类，算出行业层面的EPU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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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企业技术创新相关研究
熊彼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首次提出经济意义上的创新，即创新是将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重新整合以引入生产体系。论文的“企业技术创新”指的是生产技术创新，包括已有技术和新技术的创新。此后关于创新的研究浩瀚如烟，主要是集中于企业技术创新指标测度和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因素两部分。
2.2.1 企业技术创新指标测度研究
企业技术创新指标的测度大致分为三个方向：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和综合指标构建。
第一，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研发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所以是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常见的代理变量。Hirshleifer等（2012）和Aghion等（2013）认为企业研发支出的增加可以促进技术创新，故将将研发支出作为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变量。顾夏铭等（2018）使用R&D水平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之一，R&D水平用研发费用除以企业销售收入的比值的计算。然而，将研发费用作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衡量指标的文献逐渐减少，随着研究的深入，现有的研究大多使用专利数量等指标来衡量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第二，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专利是政府部门或相关组织颁发给发明创造者的一个文件，专利拥有人具有一段时间内的独占权和为促进科技进步而给大众开放专利查看权限的公开义务。专利按照是否受到法律保护分为有效专利和失效专利，也按照类别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而企业技术创新产出通常用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等来表示，专利数量的代理变量有专利申请数量，专利质量的代理变量一般是专利引用次数、专利种类等。郝威亚等（2016）构建企业是否有新产品的虚拟变量，将此虚拟变量和新产品产值作为技术创新产出的代理变量。Chang等（2015）和虞义华等（2018）认为企业研发数据是自愿披露的，有些企业存在没有披露的情况，故选择专利授权量来代表企业技术创新更优。顾夏铭等（2018）使用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其中一个指标来表示企业技术创新，作者根据上市公司名单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下载每年度的专利申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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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征事实、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16
3.1 特征事实 ................................ 16
3.1.1 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历程及成果......................... 16
3.1.2 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20
4 实证检验 .......................... 26
4.1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26
4.1.1 模型构建............................ 26
4.1.2 变量选取....................... 27
5 异质性分析和机制检验 .................. 40
5.1 异质性分析 ............................... 40
5.1.1 产权异质性分析...................... 40
5.1.2 行业异质性分析.......................... 40
5 异质性分析和机制检验
5.1 异质性分析
5.1.1 产权异质性分析
论文认为在政策支持方面，国有企业享有的助力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更多，所以论文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指标“控股情况”，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包含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以此来探究当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不同产权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所做出的技术创新决策是否不同。表5.1第（1）-（2）列呈现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国有企业的系数稍微大些，表明在CAFTA确认建立后，区域TPU下降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都产生了正面影响，其中国有企业高于非国有企业，这与基准回归中的结论一致。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承担着更多的国家战略任务和社会责任感，国家在政策环境稳定时更倾向于给予国有企业政策支持，以促进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而非国有企业更多依赖于市场机制来调整和技术创新。且国有企业在资源、规模和风险承担等方面都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在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具有更大的技术创新潜力。
5.1.2 行业异质性分析
除了政策环境和企业自身特征外，企业所处的行业也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论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技术产业代码①，将研究样本划分为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和非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两类。表5.1第（3）-（4）列呈现了高技术产业企业和非高技术产业企业的回归结果，交互项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非高技术产业企业的系数略大，说明在CAFTA确认建立后，区域TPU下降对高技术产业企业和非高技术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都产生了正面影响，其中非高技术产业企业高于高技术产业企业。可能因为相对于高技术产业企业，非高技术产业企业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越高，在技术层面的技术创新不如高技术产业成本高、频率高。

国际贸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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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论文借助实物期权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分析中国制造业技术企业创新受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结合新新贸易理论得出不同类型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在面对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所做出的技术创新决策不同。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从信贷市场放松、企业现金流改善和投资三方面而言均有利于缓解中国制造业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融资约束改善降低了企业在获取资金时的障碍和成本，助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降低了贸易壁垒、优化了贸易结构，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外贸出口额得到提升，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好的资金条件。
文章以2003年7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确认建立为例，选取2000年至201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使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并采取平行趋势检验、预期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及各种稳健性检验来验证结论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此外，文章根据产权、行业和区位对研究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并探索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是企业外贸出口额、融资约束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渠道。论文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在CAFTA正式确认建立后，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受到了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激励。从专利类型来看，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创新影响最大，发明专利技术创新次之，外观设计专利技术创新最后。
第二，不同类型中国制造业企业受到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影响程度不同，从产权类型来看，对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高于非国有企业；从行业类型来看，对非高技术产业企业的促进作用高于高技术产业企业；从区位类型来看，对西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后。
第三，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扩大了企业对东盟的出口、减少了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