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营商环境对创新创业质量的影响探讨

本文是一篇创业管理论文，本文运用fsQCA方法来研究数字营商环境与创新创业质量之间的协同作用机制，以及数字营商环境中的各种生态要素如何相互作用。研究发现，数字营商环境对创新创业质量的发展具有多种路径和同时发生的“多元共存”特点，单个条件无法实现提升创新创业质量，高水平的创新创业质量由不同条件的要素组合形成的产物，不同要素组合会形成不同的组态。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模式从速度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关键转型期，创新创业作为经济转型的催化剂，正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为了进一步深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政策，国务院在2018年颁布了旨在提高创新创业水平的《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大力推进了国内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创业作为一种战略行为，探索人力、社会和金融资本的最优配置模式，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性，因此，创业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制度和政策环境的深刻影响。然而，当前我国创新创业活动仍面临着尴尬局面，数量众多但质量参差不齐，发明专利占比仍然偏低，专利产业化率未实现显著提升。尽管我国创业孵化平台数量迅速上升，但新创企业三年生存率仍未达到30%（毛文峰，2020）。这一问题突出了提高我国创新创业质量的重要性。
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构成的一个综合性生态系统，涵盖了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复杂要素（杜运周等，2022），对创新创业质量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前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提升创新创业质量对营商环境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随着前沿技术及创新模式的不断涌现，数字经济正在不断孕育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形态，深刻推动了生产模式的变革。数字经济不仅蕴含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动能，更是对各行各业常规模式带来新的挑战，成为推动行业变革的关键力量。在此背景下，数字营商环境的理念与政策应运而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2020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努力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境”。相较于传统的营商环境，数字营商环境在多个维度展现出鲜明的优越性，突破时空界限，实现治理的精确性与高效性，同时显著强化了营商环境的公平公正性，还极大提升政府服务效率，这些优势共同推动数字营商环境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孙源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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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文献综述及述评
一、数字营商环境的相关研究
（一）数字营商环境内涵
从政府职能的发挥视角来看，市场结构以及预算软约束环境构成了营商环境中两项不可或缺的子环境要素（Sikarika，2021）。Mohamed（2023）认为营商环境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涵盖影响企业经营成本的各项因素，塑造便捷且稳定的经济环境；Baron（1986）将营商环境定义为企业范围内对企业整个生命周期的行为有重大影响的一组条件。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Danilina（2023）提出数字营商环境的相关概念，认为数字营商环境改变以往以市场为导向的营商环境，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采用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素养的政策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Justin（2023）将数字营商环境定义为信息系统与知识风险的交织。
国内学者在我国特色营商环境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发展的数字营商环境概念，数字适应性建设展现出营商环境数字化与数字化营商环境的双重特征。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营商环境呈现出基础设施智能化、政务服务线上化、数据运营跨界化及平台信息互动化等显著特点（周伟，2022）。另一方面，数字营商环境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流程再造和数字技术赋能，促使营商环境突破传统物理空间的限制（孙源等，2021），在市场主体的准入、生产、经营、退出等过程中发挥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便利性，深入运用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优化数字政务服务流程，实施数字化监管措施，推进简政放权改革，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推动“数字政府”和“智慧政府”建设（赵红梅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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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第一节理论基础
一、创新创业理论
创业一词最早由1775年法国经济学家Cantillion提出（胡萍，2008）。尽管创业理论自提出以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在学术界，它仍然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创业理论研究主要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其中，宏观研究聚焦于创业与经济发展、制度环境等层面的关联，而微观研究则深入探索创业者特质、创业机会等具体要素。这种多层次的研究框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创业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熊彼得提出较为系统的创新理论后，该理论便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密切关注，并逐渐朝着更为细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本文选取了在创新理论后续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全面创新理论进行详尽阐述。首先是SECI模型，SECI模型是基于野中郁次郎在其著作《创造知识的企业》（《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中对知识创新相关概念的探讨而发展起来的。该模型描述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相互转化的动态循环过程。此模型包含四个主要阶段：社会化阶段，即隐性知识在个体间的共享与传递；外显化阶段，隐性知识被转化为可表达的显性知识；融合化阶段，显性知识被整合与系统化；以及内隐化阶段，新的显性知识又被个体吸收并转化为隐性知识。在这一循环过程中，新的隐性知识不断汇入，转化为新的显性知识。员工通过学习并结合个人理解，又会产生新的隐性知识，从而构成螺旋式上升的知识结构。
企业家的创新行为不仅仅源于自身的追求，还受到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的影响，揭示了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的多重角色和复杂互动关系。数字营商环境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企业的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联系。企业行为深受数字营商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营商环境，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数字营商环境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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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机理分析
一、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数字营商环境
生物学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生物群落、非生物环境相互作用共同组成的综合系统。生态系统是动态的、协同的，其相互作用组成一个综合体（Tansley，1935）。数字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所面临外部环境形成的综合性生态系统，涵盖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公共服务、法治约束与支持和市场创新环境（Arthur，2021）。建立数字营商环境是满足数字空间、数字治理所需的外部环境，促进市场主体的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创新环境和公共服务环境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企业群落、中介组织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等数据共享、高效合作。
数字营商环境具有数字化营商环境和营商环境数字化境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数字化营商环境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平台提供数字化公共服务降低市场主体的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提升企业绩效。在规范企业经营行为过程中，数字营商环境具备基础设施智能化、政务服务在线化、数据运营无界化、平台信息交互化等特点，通过提供数字化政务服务的方式简化企业办事流程，降低合规成本（周伟，2022）。另一方面，营商环境数字化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借助流程再造和数字技术的赋能，突破传统物理空间的束缚，在市场主体的准入、生产、运营及退出等环节中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便捷性优势，充分利用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优化数字政务服务，实施数字化监督，并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等改革措施，推动“数字政府”与“智慧政府”的建设，提升政府治理的效能和智能化水平（Furnari，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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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数字营商环境和创新创业质量关联度分析................19
第一节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19
一、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19
二、创新创业质量.......................20
第三章数字营商环境和创新创业质量关联度分析................19
第一节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19
一、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19
二、创新创业质量...................................................20
第五章结论与对策建议..............................50
第一节主要结论...........................50
第二节对策建议.................................51
第四章数字营商环境和创新创业质量实证分析
第一节变量选取和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数字营商环境
学术界有关准确衡量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形成统一结论，因此，本文在考虑数字营商环境的内涵、特征及数据可得性基础上，借鉴现有文献（潘思蔚、徐越倩，2022；盛明泉等，2023；赵红梅、王文华，2022），结合数字营商环境的显著特征采用前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从数字化公共服务环境、数字化创新环境、数字化市场环境、数字化政务法治环境等四个维度构建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12个一级指标、25个二级指标，通过熵值法确定权重后得到数字营商环境指数，用Dbus表示。
（二）创新创业质量
在众多研究创新创业的文献中，研究者通常会把创新创业划分为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两个独立的部分，并且分别选取指标来衡量它们。然而，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创新创业的整体性，使得难以从全面的角度分析创新创业的发展趋势。相对而言，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发中心所编制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则从多个维度构建综合性评价体系，以衡量城市层面的创新创业质量，指数不仅涵盖了企业的投入要素，还包括了创新的产出成果，为全面评估创新创业质量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数据支持，用Ieqit表示。

创业管理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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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论与对策建议
第一节主要结论
本文首先梳理关于数字营商环境和创新创业质量的研究成果，厘清文章研究逻辑，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撑。其次使用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宏观面板数据，构建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出数字营商环境指数，将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发中心编制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作为创新创业质量的衡量指标，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测度数字营商环境和创新创业质量关联度，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和耦合协调关系。其次，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模型实证分析数字营商环境对创新创业质量的推动作用，讨论了数字营商环境促进创新创业质量过程中的上下游不同城市对创新创业质量的促进作用以及不同营商子环境在促进创新创业质量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集聚、信息化水平的中介效应机制。最后，基于组态视角，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fsQCA方法探索数字营商环境与创新创业质量的协同机制以及数字营商环境各生态要素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检验主要得出以下三条基本结论：
（一）通过数字营商环境指数和创新创业质量关联度的现状分析发现，结果揭示了以下几点：首先，长江经济带的数字营商环境在整体上呈现增长态势，尽管受到地域条件、资源配置和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十分显著。在该经济带内，创新创业的质量呈现出非均匀增长的态势，且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下游地区最优，其次是中游地区，上游地区则相对较弱。其次，该地区的数字营商环境与创新创业质量间的耦合协调性正在不断增强，但地区内外的耦合协调水平差异显著，显示出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有空间集聚的特点，即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最高，中游地区居中，上游地区较低。中上游地区的耦合协调性从中度失调状态提升至接近失调，下游地区则从轻度失调状态提升至临界协调状态。第三，长江经济带的数字营商环境与创新创业质量的耦合协调性不仅显示出空间集聚的特性，同时也表现出异质性，尤其是在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为核心的下游区域，出现了高耦合-高协调的集聚特性。而中上游地区，除重庆、武汉、昆明等省会城市（直辖市）外，其他地级市的耦合协调水平普遍偏低，显示出高耦合-低协调的异质性特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