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治理创新中的党委领导力探讨——以2002-2007年浙江实践
本文是一篇领导力与领导艺术论文，本文以党委领导力为基本视角，将2002年至2007年间地方治理创新的浙江实践作为个案进行分析，重点深入剖析浙江省委谋划和实施“八八战略”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强大领导力，进而揭示出党委领导力的内在构成、运行逻辑与作用原理，就中国地方治理创新实践及其蕴含的中国经验进行理论阐释，从而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第一章 地方治理创新中的地方党委角色
第一节 地方治理创新的兴起与根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起了市场化改革浪潮，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带动着中国社会踏上由“总体性社会”向“独立社会”转型之路，面对经济市场和独立社会的挑战，具有创新自主性的地方核心行动者开启了探索经济社会“新治理”的远大征程，构筑出全球地方治理变革的中国宏伟图景。
一、地方治理创新的兴起
如果说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那么，勃兴于上个世纪下半叶的地方治理创新及其所引发的经济社会的快速繁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性发展成就无疑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一）地方治理创新在改革中启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会，会议所作出的改革开放重大战略决定注定了本次会议将彪炳于人类史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定开启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新纪元，也开启了中国地方治理创新的新篇章。从党中央有意引导到地方自主自发，从市场化改革探索到全领域创新，从碎片化创新实践到协同性推进，地方治理创新在华夏大地上演绎了一场璀璨的人间盛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近半个世纪里特别值得驻足的伟大创举。
权力是地方治理创新的一个政治变量，权力过于集中容易压制地方治理创新的空间，抑制地方治理创新的活力。作为一个传统的单一制国家，地方治理创新的启动显然离不开权力配置的调整，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限。所以，中国的地方治理创新探索实践起始于中央权力的下放改革，而权力的下放改革又是内置于改革开放事业的。改革开放战略部署作出之前，中国的经济管理权力是高度集中的，地方各级党委的自主性空间几乎很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定后，中央借助权力下放积极鼓励地方进行改革创新，从此中国地方治理创新进入初期探索阶段。率先走进改革探索的是农村和企业两大领域，“村民自治、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及县级机构改革等是这个时期几个有代表性的改革”，与之对应的改革经验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也推动相关治理制度在国家层面上的确立。①在国家层面积极推动地方治理创新之外，部分先发地区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创新为初始阶段的地方治理创新扬起了时代风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温州开启的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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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方治理创新中的地方党委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的整体架构，地方党委是这个组织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了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和领导本级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具有被领导者和领导者的双重角色。地方党委偏好于地方发展，领导和推动了地方治理创新探索实践。
一、地方党委的双重角色
地方各级党委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执政的地方性中枢，这就决定了地方党委既是党中央的被领导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政策、方针、路线以及治国理政的各项方略，又是地方创新发展的领导者，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地方上的探索实践，领导区域内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一）被领导者角色
《中国共产党章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犹如《宪法》对于国家的意义，具有“根本法”的性质，是党内一个最重要的法规制度。《党章》是确立党中央和地方党委间关系的根本大法，也是确认地方党委被领导者角色的最根本的组织制度。从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个正式《党章》以来，经过了数次修改，现行《党章》是党的十九大修改通过的，应当说是迄今为止最完善、最成熟的党的章程。根据《党章》修改的基本情况可以发现，自党的十四大以来，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会作出修改。从《党章》①的修改权限上看，修改党的章程的职权属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负责召集，这实际上也就表明党的中央委员会对《党章》修改具有间接的决定性作用，退一步讲，至少拥有修改的动议权，地方各级党委却不同，除了作为被领导者执行《党章》的规定外没有权限对党的章程作出任何修改。从党的领导机关上看，《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就《党章》的上述规定而言，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具体规定说明地方各级党委只是中央委员会的下属组织，都必须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接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此时，留给地方各级党委的仅有被领导义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执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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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战略决策力：“八八战略”的谋划与创立
第一节 省域发展总体战略与战略决策力
省域发展总体战略是省级党委谋划推动省域创新发展的总体性战略部署，具有引领省域发展的纲领性作用。反映并决定于战略决策力的省域发展总体战略，为省级党委确立全省中心工作和总揽省域发展全局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总抓手。
一、省域发展总体战略：省级党委的战略性决策
战略一词由来已久，而且被广泛地应用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管理过程之中。企业，是战略一词运用率最高的一个领域。因此，关于什么是战略，在企业管理中得到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不同的企业管理学派从不同的视角和路径对战略一词展开描述，大致形成了五种关于战略的定义。计划学派认为，战略就是计划或者通往未来的指南、路线等。定位学派偏向认为，战略就是定位。企业家学派更倾向于将战略定义为一种观念，战略的形成过程实际就是一个构建愿景的过程。学习学派则认为战略就是模式。权力学派则将战略定义为策略，即为了智取对手而设计的特定谋略。①无论如何定义，对于任何组织而言战略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是决定组织成败的关键性要素。
透过战略定义的各种表征可以发现，战略的实质就是决策。作为决策的战略，可以看作为管理学中的战略决策。管理主义认为；“战略决策对组织最重要，通常包括组织目标、方针的确定，组织机构的调整，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技术改造等，这些决策牵涉组织的方方面面，具有长期性和方向性。”①从领导学视角来看，战略就是领导者实施战略领导的决策，即战略决策。基于这个意义，省域发展战略就是领导者实施战略领导的一项事关省域兴衰的战略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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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八八战略”：浙江转型发展的总体战略
进入新世纪以来，因应发展形势的新变化，浙江省委在强烈变革意识的推动下，勇挑使命担当，凭借强大的战略决策力积极谋划和创立了“八八战略”，为浙江全省域的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
一、“八八战略”的形势研判
温州模式的扩展与浙江模式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发展成就和形成的地方治理经验为新世纪浙江的转型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浙江省委的强烈的变革意识和新世纪形势的发展变化则构成了“八八战略”谋划实施的最直接动因。
（一）“八八战略”谋划的基础条件
改革开放伊始至20世纪末，温州模式的渐进成型与全省域扩展，直至浙江模式的最终形成，都为浙江21世纪初期的转型发展播下了亟待萌发的种子，为“八八战略”的谋划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1、温州模式的扩展与浙江模式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这个历史性巨变的过程就是浙江不断进行治理创新的过程。从省域范围看，浙江的治理创新实践源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温州市场化改革的探索。
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探索催生出促进区域经济大繁荣的“温州模式”。温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其东面临海，三面环山，是一个典型的山海城市。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全市人口近600万，耕地面积人均约0.53亩，人多、地少等因素导致了温州经济基础特别薄弱，不仅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13元，而且贫困县数量也占据了全省的五分之三席。①薄弱的经济基础带来的是温州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贫困，基于生存的现实需要，当改革开放的钟声咋一敲响，温州人迅速投入到创业浪潮中，出现了家家户户开店办厂的一片繁荣景象。到1986年年底，家庭工业迅速飞涨到14.6万个，从业人员数量攀升到120万人，而商品市场数量一年间跃升到470个。②温州民营经济的异端崛起创造出了辉煌的经济奇迹，相较于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的“温州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迅速走红，在90年代影响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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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会动员力：“八八战略”广泛共识的形成..................... 103
第一节 形成“八八战略”的广泛共识............................. 103
一、凝聚共识：高效的领导艺术 .............................. 103
二、社会动员力：凝聚“八八战略”广泛共识的重要抓手 ........ 106
第四章 组织保障力：“八八战略”执行团队的建设..................... 125
第一节 建设“八八战略”的高效执行团队......................... 125
一、团队建设：领导者的重要职责 ............................ 125
二、地方党组织：“八八战略”的执行团队 .................... 128
第五章 制度创新力：“八八战略”实施环境的优化..................... 150
第一节 优化“八八战略”实施的制度环境......................... 150
一、制度的内涵 ............................................ 150
二、区域治理制度：“八八战略”实施的领导情境 .............. 152
第五章 制度创新力：“八八战略”实施环境的优化
第一节 优化“八八战略”实施的制度环境
“八八战略”的贯彻执行，离不开制度的支撑。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的问题，是领导活动发生的重要场域，对领导绩效产生着重要影响，某种程度上讲，制度具有决定性作用。浙江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也表明，有效贯彻执行“八八战略”，就必须推进区域治理制度创新，为“八八战略”营造出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
一、制度的内涵
近年来，制度一词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次引燃了人们对于制度的关注和热议，关于制度的相关讨论瞬间占据了各大新闻媒体的重要板块和学术期刊、论坛的重要版面。对于制度的强调和关注，深刻表明了制度的重要性，抑或说，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制度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中国，制度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节》。《周易·节》写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①这里的制度是古代礼法的概称，意指全社会应当普遍遵守的规约，也就是今天我们俗称的规矩，属于制度的最早雏形。战国时期《商君书·壹言》也阐述过制度的重要性，认为明确的制度才能够让国家汇聚民力，民力汇聚后就有使用，如果人们为国出力却得不到回报，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①自周朝开始，制度一词被沿用下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关于制度的英语对应词是institution，源于拉丁语，16世纪中期形成。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制度越来越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制度非常重要且运用广泛，但是人们对于制度一词的理解各不相同，不同学派和学者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4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和内核。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就制度给出过明确的概念界定，却在自己的宏伟巨著中广泛使用了制度一词。如果统览马克思主义巨著，我们能够找到关于制度的阐释，即把制度理解为传统、习俗、习惯等。同时，马克思又认为制度根源于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总和的外在表现形式，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②马克思恩格斯是制度思想的集大成者，为后人奠定了厚实的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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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第一节 地方治理创新的浙江启示
浙江省委谋划和实施“八八战略”的实践经验，表明了省委强大的领导力是决定浙江地方治理创新取得优异绩效的关键性要素，揭示了党委领导力的基本构成，即党委领导力包含战略决策力、社会动员力、组织保障力和制度创新力等前后紧密逻辑关联的四个要素。同时，浙江的经验也为新时代党委领导力的提升指明了基本方向。
一、党委领导力是决定浙江地方治理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便走上了地方治理创新的探索实践之路。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从最初的萌发到逐步发育以及发育相对成熟的成长过程，推动了浙江地方各级党委从“默许”到“扶持”以及全方位实施地方治理创新探索实践的巨大转变。实施地方治理创新已经成为浙江地方各级党委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方法，成为地方各级党委实现坚持党委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的重要手段，成为地方各级党委谋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自主自觉行为。
世纪之交是浙江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点。进入21世纪以后，浙江的发展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万元大关而提前进入中等发展阶段，资源承载能力达到发展极限，社会矛盾开始凸显，特别是保持数年的经济增长优势面临衰减风险。在浙江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口，浙江省委积极主动实施地方治理创新，创造性谋划实施了“八八战略”。围绕贯彻落实“八八战略”，浙江各级党委又掀起了一波地方治理创新的热潮。尤其，省委就保障“八八战略”的贯彻执行，围绕执行共识、执行团队、执行环境等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前瞻性探索，这些实践探索成为引领新世纪以来浙江地方治理创新的重要引擎。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