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政府数字化与中国企业的OFDI进入模式选择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以所有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OFDI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利用《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中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衡量各国政府数字化水平，系统考察东道国政府数字化对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自2002年“走出去”战略被提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后文简称OFDI）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希望通过国际扩张优化自身资源配置，在全球市场上谋求利润最大化。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中国OFDI流量总额从2004年的55.3亿美元上升至2022年的1631.2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比重从0.9%上升至10.9%，已连续六年蝉联全球对外直接总流量前三名。一部分中国企业通过融入对外直接投资浪潮，迅速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如海尔公司的绿地投资、吉利汽车和联想的跨国并购等。而与此同时，大量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遭遇滑铁卢，为我国微观企业经营及宏观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失，如四川腾中重工收购美国悍马品牌失败、TCL并购欧汤姆逊彩电后产生巨额亏损等。投资前的非理性决策是这些企业对外投资受阻和失败的重要原因。
通常来讲，企业在投资前要进行“是否对外投资”、“去哪里投资”、“选择何种进入模式”三大关键性的决策，其中进入模式决策是投资前决策的最后一环，不仅决定了OFDI企业能否顺利进入东道国市场，还进一步影响其进入后的生产运营，是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成败的关键。具体而言，OFDI进入模式包括绿地投资模式（Greenfield Investment）和跨国并购模式（Cross-border Merger and Acquisition）。两种进入模式具有不同的内在属性，体现在市场进入效率、资源承诺水平、风险抵御能力和组织控制程度（Anderson & Gatignon，1986）等方面，但并无绝对优劣之分，具有显著的环境依赖特征，与东道国政府的治理水平密切相关（钱旭，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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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政府数字化
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报告《电子政务与世界银行》中指出政府数字化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对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目的在于实现更高效的服务、更大的透明度以及较少的腐败，进而改善政府与企业、公民之间的关系；刘庆龙（2004）认为政府数字化是要将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四大职能电子化、网络化，以提高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而刘淑春（2018）、王伟玲（2019）指出政府数字化是以公共服务电子化、社会治理精准化、政府决策科学化为目标对施政工具、施政理念、政务流程、体制机制进行的系统性、协同性的变革。总的来看，本文认为，政府数字化是以新兴信息通信技术为工具，以政府治理效能改善为目的，对政府治理实行的系统电子化转型，其中“转型”并不是停留在将数字技术引入原政务流程中的机械应用层面，而是包括数字技术应用下的政府内部职能重组、政府治理方式变革、公民政务参与等更深刻的治理内涵。
国外学者对政府数字化的发展阶段作了一些划分，尽管具体划分方法有所差异，但基本遵循从单向的信息传播与服务提供转向双向的交互参与、从单一部门的数字化转向多部门职能变革重组的演进思路。代表性方法包括Janowski（2015）提出的四阶段发展过程——数字化（技术在政务流程中的应用）、转型（重组政府内部职能）、参与（公民电子参与政务流程）和情境化（政策驱动的电子治理）以及Layne & Lee（2001）所提出的编目、交易、纵向整合、横向一体化的四阶段进化模型——在“编目”阶段，政府通过门户网站传递一些公共信息以供公民查询，这一时期的政府数字化是“静态”的；过渡到“交易”阶段后，政府提供一些电子交易模块使公民能够在线完成一些申请和审批事项，电子化的服务提供使政府与公民之间发生了广泛的互动；进一步演进至“纵向整合”和“横向集成”阶段后，上下级政府以及承担不同职能的平行部门被信息系统有效连接起来，层层审批的物理障碍被消除，公民能够在单个门户网站内方便快捷地享受一站式的集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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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典型事实分析
第一节  全球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典型事实分析
一、全球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制度背景
政府数字化全面改革实践最早由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发起。2012年，英国颁布实施《政府数字化战略》，紧接着又于2014年、2015年和2017年相继提出《政府数字包容战略》、《“数字政府即平台”行动计划》和《政府转型战略(2017—2020)》，希望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实现公共服务的创新设计和供给，增强国家高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丹麦于2016年制定《2016—2020年数字战略》，提出要加强数字公共管理与电子服务建设，促进公共部门数据方案共享；美国于2017年提出《数字政府：构建一个21世纪平台以更好地服务美国人民》，致力于提供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任何设备获取的数字政府服务。受发达国家激励，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制定国家级的数字政府建设战略，如新加坡《智慧国家2015》和《智慧国家2025》、韩国《2020年电子政务总体规划》、柬埔寨《2022-2035年柬埔寨数字政府政策》、南非《国家电子政务战略和路线图》等，旨在通过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政务服务模式，快速推动政务流程的重组变革。以我国为例，我国分别于2016年9月和2017年8月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和《“十三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提出到2025年政务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于2018年7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就全面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作出部署，紧接着又于2022年6月发布《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正式明确数字政府建设的“两步走”战略。在一系列战略指引下，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立，“不见面审批”、“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掌上办”、“指尖办”和“一网通办”等数字化政务服务模式相继涌出。而近年来，数字化政府建设起步较早的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出台政府数字化的深度转型计划，如美国的《联邦数据战略2020年行动计划》、英国的《政府转型战略（2017-2020）》、德国的《数字化战略2025》等，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重心由技术应用下的业务流程变革重组转移至敏捷智慧性培养（章燕华和王力平，2020）。目前，这些领先国家已经构建了共享数字系统、技术、流程和组织模式的核心基础设施，正以此为基础开发数据驱动的政策建模工具，希望将政府部门完全转化为具有极高认知性的“高级大脑”，不仅能够识别潜在的挑战和机会、规划未来的发展情景，还能够对各种突发问题进行敏捷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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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典型事实分析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体系演变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对外投资制度体系的根本支撑。“走出去”战略提出以后，为了鼓励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我国自2004年起开始正式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一系列补贴和公共服务，为OFDI企业提供支撑性的内部制度，并继续积极探索与全球众多国家建立包括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在内的双边合作机制，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累计与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并与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双边投资协定。2013年，我国正式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展开产能合作，由双边合作机制转向对多边合作机制的探索，为OFDI企业加速拓宽有利的外部环境。截至2022年底，全球已有150多个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在整体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例稳步提升，现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流向。而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国际地缘经济政治局势逐渐紧张，加之2019年新冠疫情大爆发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进程放缓。为了稳固对外直接投资局势，我国针对内外部环境开启了新一轮的改善与融通：一方面于2020年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印发实施《关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指导意见》，进一步优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鼓励外资企业立足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增强全球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保障和稳固投资经营；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外展开更广泛的区域经贸合作机制，如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积极展开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谈判，以构筑更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区的方式进一步推动对外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放宽境外投资的领域和范围，并参与改革重塑新一轮全球经贸投资规则。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体系正在经历由鼓励商品和要素流动的政策性开放转向对接世界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制度性开放的伟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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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 31
第一节  政府数字化影响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研究假说 ....................... 31
第二节  政府数字化影响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机制假说 ....................... 33
第四章  实证分析 ······················· 38
第一节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以及数据说明 ........................ 38
一、模型构建 ........................................... 38
二、变量测度与说明 .............................. 38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58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58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58
第四章  实证分析
第一节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以及数据说明
二、变量测度与说明
（一）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中国企业的OFDI进入模式（mode），是典型的二值离散变量。若企业选择绿地投资模式，则取值为1，若企业选择跨国并购模式，则取值为0。投资模式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的海外投资数据库。
（二）核心解释变量
东道国政府数字化水平（egov）：采用历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中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进行衡量。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评估小组自2001年起对166个国家启动政府数字化水平调查，至2022年共进行了12次，调查年份为2001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8年、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2020年、2022年。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由在线服务指数、电信基础设施指数、人力资本指数三个一级子指标取平均值得到。其中，在线服务指数是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中的核心子指标，由联合国经社部独立在线评估调查国的在线服务范围并辅以对调查国对在线服务质量的问卷调查得到，是制度框架、服务提供、内容提供、技术和电子参与五个二级子指标的算术平均值；电信基础设施指数和人力资本指数分别用以衡量政府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基础，电信基础设施指数由每百名居民的互联网用户估计数、每百名居民的移动电话用户数、每百名居民的无线宽带用户数、每百名居民的固定宽带用户数四个二级子指标取均值得到；人力资本指数由成人识字率、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综合毛入学率、预期受教育年限、平均受教育年限四个二级子指标取均值得到。

国际贸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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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近年来，全球掀起政府数字化改革竞争浪潮，世界各国纷纷加速信息通信技术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以推动治理模式转变和治理效能改善，使政府治理水平实现跨越式增长。而企业的OFDI进入模式决策依赖于对两种进入模式下相对外来者劣势的权衡，与东道国的政府治理密切相关。基于此，本文以所有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OFDI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利用《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中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衡量各国政府数字化水平，系统考察东道国政府数字化对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东道国较高的政府数字化水平促进了中国企业以绿地投资模式进入东道国。这一结论在经历替换估计方法、替换衡量指标、剔除部分样本和缩短时间窗口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构造份额移动法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均显著成立。
第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中国企业在对发达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处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中国企业或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时，东道国政府数字化将激励其选择绿地投资模式；当处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东道国政府数字化将激励其选择跨国并购模式；当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中国企业或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时，东道国政府数字化对其OFDI进入模式选择并无显著影响。
第三，机制分析表明，腐败抑制、知识产权保护强化在东道国政府数字化与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综合投资风险在东道国政府数字化与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之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效应。东道国政府数字化通过抑制腐败激励了中国企业选择跨国并购模式，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激励了中国企业选择绿地投资模式；东道国较高的综合投资风险进一步增强了政府数字化对绿地投资模式的正向激励效应。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