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海外业务发展的影响探讨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政策效应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海外业务规模扩张效应与企业类型、产权性质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对碳排放权交易的政策效果的研究需要考虑地区、行业、结构等因素，进一步进行综合分析。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国际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是各国间经济联系的通桥，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加入WTO之后，为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我国海外业务规模不断扩张，企业“走出去”成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海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规模都迅速增长。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631.2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75万亿美元，位列全球前三。投资领域涵盖了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大类，在租赁、商务服务及制造领域的投资超百亿，境外企业覆盖全球超过80%的国家和地区。出口规模更是稳步提升，2023年我国出口额达23.77万亿元，同比增长0.6%，实现逆势增长。企业海外业务发展为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推动力，国内优势产业的转移为国内中小企业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缓解资源约束，同时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随着“温室效应”日益严重，国际碳减排机制也不断升级，2023年欧盟宣布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2035年后将完全取消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以及CBAM覆盖的高碳产品的免费碳配额。这对出口产品提出了更为严苛的减排要求，提升了企业出口成本及海外业务扩张的门槛。
二氧化碳浓度的持续攀升使得碳排放问题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作为主要碳排放国之一，我国碳排放量于2006年超越美国居于世界首位并持续至今。粗放型的经济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污染，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物之间的潜在矛盾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控制排放成为环境治理的最基本方面。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阶段，处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绿色低碳经济是转型的重要方向。如何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亟需突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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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一、研究思路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一种环境规制工具，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际应用中，被证实为一种高效的环境控制策略。以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ETS）为代表的总量控制与交易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显现出若干问题，对EU-ETS的深入研究对该体系的完善和优化具有积极影响。鉴于此，对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进行多角度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这包括从环境规制、绿色经济发展以及经济效应等多个维度，基于实证数据，客观分析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的效果。这种基于事实的评估方法，将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碳交易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将减排目标作为设定试点区域和行业配额分配的重要依据，与碳交易市场建设同步推进，从而为在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由于试点从2011年开始规划设立，不同省份的交易市场分不同时点上线，且2021年正式上线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因此为对比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政策效应，本文选取2003—2020年时间范围内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本文提供了一个能够克服内生性的准自然实验场景，因此选用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该试点政策对于企业海外业务规模扩张的影响，并从创新效应及利润效应的视角探究影响机制的中介效应。引入融资约束视角，来衡量融资约束强度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从而进一步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制度对企业投资决策及海外业务发展的影响机制。同时考虑到企业的差异性，本文依据企业产权性质、所处行业的不同及生产效率的差异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出于对政策影响的稳健性因素考虑，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与倾向得分匹配的处理，并基于分析结果，结合经济环境与国际形势，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如何进一步促进企业海外业务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为后续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及决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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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综述
第一节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效果研究
一、碳排放权交易的研究
碳排放交易制度（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CETS）是一种以政府规定的碳排放总量上限为基础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郑鹏程等（2023）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通过价格信号引导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了减排的灵活性，同时有助于降低整体的减排成本。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碳交易机制，确保了其实施的合法性和强制性，同时依靠市场力量来驱动减排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在碳交易机制起源层面，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以征收污染税的方式将排污成本进行内化。随后，Coase（1960）提出的产权理论为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该理论强调，通过明确产权界定，并允许权利在个体间自由交易，可以有效地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在此理论基础上，Dales（1968）进一步发展了排污权交易的理论框架，提出在满足特定法律和环境标准的前提下，排污权的持有者可以基于市场供需关系自主决定排污权的买卖与转让，从而形成了一种市场化的环境管理工具。自《京都议定书》确立了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约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三个统一机制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各国不断建立并快速发展。刘慧、唐健（2014）结合地区与交易性质将全球碳市场分为欧盟排放贸易体系、清洁发展机制、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自愿碳交易市场和新西兰排放交易体系这五个主要的碳市场。王硕等（2021）研究发现，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围绕碳交易所设置机制的密度正快速上升，在复杂的碳交易安排中挑选机制成为各类行为体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所关注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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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企业海外业务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一、企业出海活动决策动因研究跨国公司理论指出企业出海活动的起源是由于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及不完全竞争等因素，通过对外投资扩张维持垄断优势地位。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指出在企业兼具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及东道国区位优势时，扩大海外业务规模是企业发展的优选路径。杨立强等（2018）研究发现跨国并购及海外资本运营是跨国公司快速崛起的重要手段，白涛等（2013）研究发现出海行为能够帮助企业从海外获得低成本的资源投入，开拓海外市场，从而积累国际经验，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综合来看，决策与成本是影响企业出海业务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决策层面，魏江等（2016）研究发现，跨国公司拓展海外业务是一个扩散和采用组织实践的过程，跨国公司通过其海外子公司的经营活动，能够更有效地整合和运用国际资源，是其持续增长和扩展全球市场影响力的核心机制。从而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综合成本与生产规模因素，高层管理人员是企业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其对于风险的选择与承受能力对企业行为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崔广慧（2019）研究发现部分高管对创新决策的失败风险容忍度较低，且迫于业绩压力，对投资周期较长，风险较大的项目多采取规避的态度。Nell（2015）研究发现“制度双元”也是企业进行出海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作为集团全球网络的一部分，其运营不仅受到东道国的制度框架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母公司内部制度环境的制约。制度双元挑战对其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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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企业海外业务发展概述 ........................ 18
第一节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发展现状 ....................... 18
一、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基本内容 .................... 18
二、碳排放权的配额分配原则 ............................ 19
第四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 29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29
一、新新贸易理论 ..................................... 29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30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37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37
一、数据说明 .................................. 37
二、模型设定 ........................................... 37
第五章实证分析
第一节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一般采用海外业务收入来衡量企业国际化业务发展水平，海外业务收入的增加是体现企业海外业务扩张、国际化广度，出口业务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研究选用了2003—2020年中国2523个上市企业的海外业务收入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构建虚拟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对应企业层面的经济数据作为控制变量。并对数据做如下处理：（1）剔除银行、保险等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当年被ST或*ST的公司样本。本文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包含我国上市公司海外关联公司数据库等，企业层面控制变量数据也来自CSMAR数据库，核心解释变量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变量构建通过国家发改委文件及公开数据整理得到。
二、模型设定
多数学者倾向于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来评估政策的效果，将政策冲击视为能够克服内生性的准自然实验场景，通过对比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冲击下的差异，从而判断政策实施带来的效果。本文旨在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海外业务发展的影响效应。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开展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创建碳交易市场。选取北京、上海、天津、湖北、重庆、广东和深圳七个地区作为首批政策试点、2016年选取福建省作为第二批政策试点，因此将试点城市设置为“实验组”，将其余城市设置为“对照组”，通过利用双差分方法可以排除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试验之前差别”，从而确定在执行之前两个区域的除政策因素之外的效应差别，并将其结果进行对比，从而得到一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城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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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及建议
第一节研究结论
本文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作为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模型全面评估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海外业务规模扩张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得到了如下结论：
第一，通过机理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海外业务规模扩张的影响可能具有多重性；一是碳排放权的海外业务规模扩张效应可能受到“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影响即由于环境规制的增强，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国内企业可能会向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转移生产，从而扩大海外业务规模的扩张。二是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从而降低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提升企业生产率，提升在国际市场中的产品竞争力，促进企业海外业务的发展。但企业决策同样可能因为绿色投资周期长及回报存在较强不确定性等因素而使得政策创新效应并不显著。
第二，根据机理分析提出的假说，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显著提升了企业海外业务规模扩张。对其影响路径构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碳交易机制的创新效应并不显著，但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的利润率，从而导致企业国内生产积极性减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海外业务规模的扩张。
第三，通过对企业类型进行异质性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海外扩张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根据产权异质性分类回归发现，碳交易机制对非国有企业的扩张效应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面对较为严格的投资审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海外规模的扩张。在对企业污染程度类型进行分类回归发行，与中度、轻度污染行业企业相比，重度污染行业企业海外扩张决策对环境规制更加敏感。这可能是因为对传统高污染企业而言存在较高的“遵循成本”，且高污染企业多为重工业，固定成本较大，而中低污染企业可能会在环境规制下获得更多的创新及出口补贴，形成对生产成本的补偿，促进了企业海外业务规模扩张。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