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金融安全指数合成及预测探讨——基于“双循环”新发
本文是一篇国际金融论文，笔者认为面对新一轮的国内改革和国际形势，我国金融安全面临诸多新挑战与新机遇，必须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畅通“外循环”同时，优化“内循环”资源配置，促进“内循环”和“外循环”之间良性互动，保障中国金融安全的长远发展。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促进了金融的国际化进程，国民经济总体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虽然我国已成为重要的金融大国，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遭受逆流，疫情搅动全球博弈，地缘政治风险攀升，国际金融安全面临新挑战；随着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要求与自我改革需要，国内潜在的高杠杆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因素对金融安全的威胁同样不可忽视。由此可见，随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要求与金融体系自我改革需要，我国金融安全正承受着来自外部冲击与内部压力的双重风险挑战。
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革，中国始终坚守历史的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以强化国内外经济的联动效应为核心，统筹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双重要求，全面筑牢风险防线，积极应对各类挑战。202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随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到了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与稳定性，同时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与效率，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还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是解决我们如何在动荡的、充满了危险的国际金融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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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综述
1.2.1“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相关研究
1.2.1.1“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研究
自“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后，学术界围绕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激烈探讨，产生了大批的研究文献，主流思想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最重要的理论依据（郑尚植和常晶，2021）[1]。其中，鲁保林和王朝科（2021）[2]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社会资本循环理论，从理论、历史、实践等角度，提炼出关于经济循环的学术命题，作为分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周小亮（2021）[3]则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以生产方式变革为理论逻辑基础，并从社会再生产的辩证统一中找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问题。另有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国内大循环的实现逻辑是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且该理论的一般规律适用于中国（刘洪愧，2021）[4]。
另有学者立足宏观经济学视角，深入探究大国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及国际贸易等理论。其中，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沿袭斯密和马歇尔范式，强调内需驱动的大国发展模式具有规模性、多元性和内生性等特征，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欧阳峣，2021）[5]。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内需和外需都构成有效需求，从而能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与经济成长阶段相适应的更加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陈甬军和晏宗新，2021）[6]。国际贸易理论深入剖析了双循环联动发展的内在机理，为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刘元春，2020）[7]，尤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构成“双循环”发展的理论基石。（杨英杰，2021）[8]。钱学锋和裴婷（2021）[9]认为坚持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现需求、供给与进口良性互动，依托国内市场发展出口贸易，将国际循环融入本国经济，推动国内外市场与循环联动发展，乃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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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影响机制
2.1相关概念界定
2.1.1“双循环”
自2020年5月，“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被首次提出后，政府会议及相关文件多次从创新、开放、改革等角度阐述其背景、优势、短板与重点。“十四五”规划《建议》也强调要加速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同时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从而明确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概念。次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文中，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了更为系统、详细地阐述。文章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主自强，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要条件。
基于相关文件对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说明和阐述，学术界许多学者进一步针对“双循环”中的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内涵进行界定。陆江源（2020年）[68]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剖析价值创造过程，将国内循环与国外循环区分开，认为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不存在交集。贾根良（2020）[69]从贸易平衡的角度出发，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立足于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畅通和平衡。赵文举和张曾莲（2022）[19]认为“内循环”是需求端和生产端的良性循环，“外循环”则是内外需、进出口以及外资引进和对外投资的协调发展。黄群慧和倪红福（2021）[17]提出，“内循环”和“外循环”均体现为需求侧和供给侧的经济循环。张帅等（2022）[13]从省际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视角深入剖析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内涵。张少军等（2023）[70]则从省际贸易利得和国际贸易利得方面解释内循环和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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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论基础
由前文论述的金融危机与金融安全的关系中可知，金融危机是金融不安全累积的极端表现，威胁金融体系和制度安全，甚至损害金融主权和国家安全。因此，金融危机理论是金融安全理论的重要基石。
金融安全问题的提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然而西方学者在18世纪就开始尝试对金融危机展开研究。从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的发展过程来看，传统金融危机理论是将发达国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自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金融危机的研究重点已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虽然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在成因和后果上均存在较大差异，但传统的金融危机理论仍对现代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2.2.1传统金融危机理论
1929—1933年大危机后，西方学者开始系统研究金融危机理论。1993年欧文费雪（Irving Finsher）提出，过度负债与通货紧缩并存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他从实体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为实现商业扩张，而向银行过度借贷，当经济陷入衰退时，企业盈利能力下降，银行债务难以回收，致使银行收缩信贷，引起通货紧缩。同时，企业为了清偿债务被迫低价抛售资产，造成物价水平下降，导致企业资产净值进一步下降，通货紧缩更加严重，进入“债务—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从而爆发金融危机。
直至1963年，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de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认为，经济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失误。货币政策是调节一国货币供给的重要手段，失误的货币政策会加剧轻微的、小规模的金融风险，进而引起金融危机。比如，银行为了应对突发事件而增加准备金，此时中央银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给进一步减少，市场利率上升，提高银行筹集资金的成本，长此以往可能会造成大量银行破产倒闭，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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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金融安全现状分析 ......................... 24
3.1 国际金融安全现状分析....................... 24
3.1.1 人民币汇率指数企稳回升 .............................. 24
3.1.2 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持续扩大 ................................. 25
第四章 国家金融安全指数合成与分析 ............................... 35
4.1 评价体系构建 ...................................... 35
4.1.1 体系构建思路 ..................................... 35
4.1.2 指标具体说明 ........................ 37
第五章 国家金融安全状态识别与预测研究 ......................... 63
5.1 国家金融安全状态识别............................... 63
5.1.1 层次聚类分析法原理 ......................... 63
5.1.2 状态识别结果分析 ............................. 64
第五章国家金融安全状态识别与预测研究
5.1国家金融安全状态识别
为进一步研究我国金融安全处于何种状态，本文选用层次聚类分析法划分安全指数区间，识别每年国家金融安全指数状态。层次聚类算法具有无需预先指定聚类数目、不同类间距离度量的方法选择对聚类结果影响不大等优势，适用于有层次属性的连续性分类样本数据，对前文合成的国家金融安全指数具有适用性。
5.1.1层次聚类分析法原理
层次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是一种采用自下而上聚合策略的层次聚类算法，初始阶段每一个样本视为一个初始聚类族，根据选择的类间距离算法，逐步合并距离最近的聚类簇，以此类推直到所有样本合并在同一个类族，则聚类结束。本文采用平方欧式距离来度量样本的相似度，沃德联接法计算类与类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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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研究结论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过程中，以内循环为主体，国际与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作用下，我国金融安全正面临着国内外各种机遇和挑战。鉴于此，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文献研究及相关理论，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角，实证分析国家金融安全指数的合成与预测问题。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各维度指标对国家金融安全指数的解释力度存在差异。首先，在国内金融安全维度，利率波动和股票价格波动对国家金融安全指数的贡献率是整个指标体系中位居前列，是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经济基本面向好（GDP增速）和精准有效的货币政策调控（M2增长率/GDP增长率）能够有效促进国内金融安全水平的提升。其次，在国际金融安全维度，外汇储备的大量增持或流失不仅会影响汇率波动还会直接影响外债风险，因而外汇储备成为衡量国际金融是否安全最重要的指标，同时以外债负债率和外债债务率衡量的外债风险对国际金融安全的影响也较为显著。最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外循环”指标和“内循环”指标对国家金融安全指数的贡献率达到12.3%，其中“内循环”指标较“外循环”指标更为重要，说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发展对我国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且增强内需更有利于保障国家金融安全。
第二，国家金融安全指数呈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具体而言，2010—2020年期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维度综合得分上升趋势最为显著，国际金融安全方面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而国内金融安全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主要源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周期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后，2021年的国家金融安全指数达到研究期内的最高水平，表现为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和对内贸易总额均实现大幅上涨，“外循环”指标和“内循环”指标均实现较大涨幅。然而，受疫情冲击滞后效应的影响，2022年我国各部门债务杠杆加重，经济复苏压力较大，内需和外贸均有所下降，再加上乌克兰危机升级、单边主义抬头等国际因素的威胁，国家金融安全指数有所回落。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