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性数据政策对数字产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基于
本文是一篇国际金融论文，本文分析了主要国家或地区限制性数据政策动态演变特征以及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动态特征及静态特征，并利用2009年至2018年全球59个国家10176家数字产业上市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限制性数据政策对数字产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第一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数字经济内涵和数字产业分类
数字经济的内涵随着信息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逐渐演变。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和集成电路的发明，促使数字技术逐步融合到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催生了“信息经济”概念。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日趋成熟并且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快速从信息产业外溢，使得新的经济部门和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出现，数字技术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范围和深度迅速扩大，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数字经济”概念（Tapscott，1996）。
数字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其概念拥有了更加精准的定义。2016年9月举行的20国集团杭州峰会签署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该《倡议》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017年7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年）》进一步细化了数字经济的内涵，提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并提出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部分。
具体到数字产业分类上，Bukht（2017）和王娟等（2022）认为目前数字经济有核心定义、狭义定义和广义定义等三种范围的定义。其中核心定义为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即以电子方式获取、传输和显示数据与信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狭义定义是指构建在ICT产业基础上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业，其商业模式完全或主要依赖数字技术、数字商品和数字服务；广义定义则将传统行业中数字化转型部分（即产业数字化）纳入其中。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USBEA）定义的数字经济与Bukht（2017）和王娟等（2022）给出的狭义定义基本一致。2018年USBEA发布《数字经济的定义和测度》（Barefoot等，2018），将数字经济产业划分“数字化基础设施、电子商务、数字媒体”共三类。而余振和陈文涵（2022）则将“数字化基础设施”产业进一步划分为“数字化赋权硬件基础设施”和“数字化赋权软件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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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关于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
一、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测度
数字产业竞争力测度是开展数字产业国别比较的前提。较多的文献进行了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测度，测度涵盖的范围各异，采用的方法也呈现多样化特征。
部分文献从数字贸易的角度出发，利用数字贸易进出口数据测度了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如蓝庆新和窦凯（2019）、岳云嵩和李柔（2020）以及俞裕兰和杨靛青（2020）基于数字贸易进出口数据计算了多个国家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和波动指数等指数，比较了各国的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温湖炜等（2021）则采用产业识别法，利用数字服务的双边贸易数据，对中国与OECD国家数字服务贸易进行测度，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的特征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
考察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的特征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 部分文献则在数字贸易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数据，从更加综合的视角出发来构建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如马述忠等（2018）从互联网水平、支付方式、物流绩效、电子商务、法律监管和贸易潜力六个方面选取了13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以分析全球111个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情况。吴翌琳（2019）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资源共享、数字资源使用等10大要素以及31个具体维度，采用对称性设计的指数系统编制方法，构建了国家数字竞争力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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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限制性数据政策指标构建及特征
第一节 限制性数据政策指标构建
ECIPE的DTE数据库中收录了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2018年之前发布的与数字贸易或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限制性政策文本，涵盖了关税和贸易保护、税收和补贴、国外投资、竞争政策和数据政策等多个细分类别，而其中的数据政策细分类别是本文的关注点。Ferracane等（2018）详细介绍了利用DTE数据库中的文本创建各国2017年数字贸易限制指数的方法，该方法涵盖了政策类别划分、政策类别权重设置和政策文本打分等环节。但除了2017年的指数外，报告未创建其他年份的指数，同时也未公布2017年各细分类别（如数据政策类别）的指数评估结果。齐俊妍和强华俊（2022a）根据该报告翻译梳理并总结了限制性数据政策指数的创建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量化核算了部分国家的限制性数据政策指数。
具体而言，Ferracane等（2018）等将限制性数据政策分为六大子类别，分别为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数据保留、数据隐私主体权利、数据隐私管理要求、违规惩罚以及其他限制性措施，每一子类别下包含多项具体措施，并按照各子类别与各项措施对数据流动和使用的限制程度进行赋权和打分。本文将该赋权及打分方法简要总结至表2.1。其中，第2列中的“权重”表示各子类别权重，第4列中的“子权重”表示各具体措施在所属子类别中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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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国家或地区限制性数据政策指标特征
本文按照Ferracane等（2018）介绍的方法，对DTE数据库收录的所有数据政策文本进行阅读，并在打分、赋权及加总后，构建了该数据库包含的所有国家或地区2009年至2018年的限制性数据政策指数。
本节挑选中国（不包含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印度、加拿大、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主要的数字产业国家或地区，考察其限制性数据政策指标的动态变化。
限制性数据政策的六个子类别中，第一个子类别与跨境数据流动直接相关，而第五至第六个子类别与境内数据使用直接相关。据此，本文将限制性数据政策评分分为三种：限制性数据政策总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政策评分（????????????????????????????）和境内数据使用限制政策评分（????????????????????????????????）。图2.1、图2.2和图2.3分别列示了限制性数据政策总评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政策评分以及境内数据使用限制政策评分的动态变化图。
从限制性数据政策总评分来看，除加拿大、香港和美国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限制性数据政策总评分均有较大幅度上升。其中，中国、法国、德国及英国，不仅在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政策评分上明显上升，在境内数据使用限制政策评分上也明显上涨；印度评分的上升则主要体现在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政策评分上；澳大利亚和韩国评分的上涨主要体现在境内数据使用限制政策评分上；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的评分在跨境数据流动和境内数据使用方面具有温和的上升。这表明主要国家或地区在限制数据流动和使用方面各有侧重点，但总体而言，各主要国家或地区均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对数据流动和使用的限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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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数字产业筛选及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特征 ........... 17
第一节 数字产业筛选 ...................... 17
第二节 主要国家或地区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特征 ...................... 18
第四章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25
第一节 成本效应 .......................... 25
第二节 技术交流机制 ........................ 26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28
第一节 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 28
一、基准模型建立 ........................... 28
二、变量解释 ............................. 28
第五章 实证分析
第一节 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二、变量解释
被解释变量：数字产业企业国际竞争力。企业竞争力的测算方法众多，有的文献基于OP、LP或ACF法等，通过测算企业加成率作为企业竞争力的衡量指标（蒋冠宏，2021；唐浩丹等，2022；杜传忠和陈永昌，2024）；有的文献通过将数个指标加权求和后的综合指标作为企业竞争力的衡量指标（金碚，2003；潘艺和张金昌，2023；张佳佳，2023）；也有的文献基于单个变量作为企业竞争力的衡量指标，如金碚和龚健健（2014）使用资产贡献率和利润率作为企业竞争力的衡量指标，魏龙等（2022）使用人均利润和利润率作为企业竞争力的衡量指标。利润率衡量了企业投入产出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水平（金碚和龚健健，2014），且利润率能够反映企业的绩效（魏龙等，2022），因此本文使用企业的全球利润率（????????）作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衡量指标。
同时，跨国程度或国际化水平是企业全球化经营实力的重要考量因素，是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胡华夏和喻辉，2005；李珮璘，2015），本文使用国际化深度（????????????????????????）衡量跨国程度或国际化水平，以作为全球利润率的替代变量。此外，资产贡献率（????????????）反应企业资产盈利能力，可以描述企业的经营绩效和竞争力水平（金碚和龚健健，2014），因此本文还使用全球资产贡献率作为全球利润率的替代变量。全球利润率、国际化深度与全球资产贡献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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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及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本文分析了主要国家或地区限制性数据政策动态演变特征以及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动态特征及静态特征，并利用2009年至2018年全球59个国家10176家数字产业上市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限制性数据政策对数字产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限制性数据政策对数字产业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负面影响。
本文实证研究发现，限制性数据政策，包括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政策和境内数据使用限制政策，均会显著降低数字产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限制性数据政策对数字产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具有异质性。与发达经济体相比，限制性数据政策对发展中经济体数字产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更显著的影响。此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高，具有更好的市场需求条件，从而削弱了限制性数据政策的负面影响。
（2）限制性数据政策通过成本机制和技术交流机制对数字产业企业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
限制性数据政策通过增加数字产业企业的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降低了数字产业企业国际竞争力。同时，对于数据要素投入高的数字产业企业，限制性数据政策对其国际竞争力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此外，限制性数据政策还通过阻碍他国与本国的技术交流，降低了本国数字产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