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高质量OFDI影响因素探讨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测度的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综合得分，为中国提升对东南亚国家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提供了政策方向。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我国在2000年正式提出了“走出去”战略，自该战略提出以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开始快速增长，根据商务部公布的历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看，截止到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由2002年的0.03万亿美元上涨到2020年的2.58万亿美元，在全球排名中由25上升到排名第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由2002年的27亿美元上涨到2020年的1537.1亿美元，在全球排名中由第26名上升到第1名，这同时也是我国首次排名第一。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对外投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目前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了对外投资大国，但还不是对外投资强国。因此，如何加快我国由对外投资大国向对外投资强国转变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指出，要本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为目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此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思想不仅成为了社会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还为我国由对外投资大国向对外投资强国转变指引了方向。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要发生相应的转变，即要由过去追求对外投资规模增长转向追求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这对实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我国向对外投资强国转变至关重要。
在与我国有经贸往来的国家中，东南亚国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东南亚国家的地理位置优越，与我国地理位置相近；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不仅拥有丰裕的自然资源，还拥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这些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投资者前往东南亚进行投资，东南亚国家已经成为了中国投资者眼中的投资“热土”。但该如何实现我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向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转变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基于此，本文从影响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的角度入手研究，并根据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实现我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向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转变。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对东南亚国家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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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综述
1.2.1关于高质量OFDI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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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质量OFDI的研究，一部分学者围绕着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策略等方面进行展开。比如，刘洪槐（2020）通过探讨21世纪以来中国OFDI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OFDI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对外投资企业不仅需要明确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定位，还需要充分发挥海外经济园区的作用，因地制宜地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1]。张晓涛、刘笑萍和刘亿（2020）认为当前的金融支持体系不能满足高质量海外投资需求，需要建立与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相匹配的金融支持体系，补足短板，拓宽对外直接投资融资渠道[2]。马忠民和蒋文静（2021）认为高质量OFDI对于实现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为实现国内对外投资企业高质量OFDI，对外投资企业应加强其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完善融资体系，提高对外投资企业融资能力，实现中国与东道国双方的互利共赢[3]。呙小明、王晰和黄森（2021）根据我国对亚洲各国直接投资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对亚洲OFDI存在投资相对集中、投资方式不平衡的问题，为提升中国在亚洲整体的OFDI质量，可以借鉴中国在亚洲投资时对东盟国投资的案例[4]。范鹏辉、张威和崔卫杰（2020）认为高质量OFDI是新时期推动我国从对外投资大国向投资强国迈进的重要路径，并提出针对顶层设计、投资主体、投资结构等方面来谋划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5]。温凯（2023）通过分析对OFDI规模、区域以及行业等方面的分析，发现中国OFDI存在投资区域、行业集中，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中国开展高质量OFDI[6]。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从构建相应指标评价体系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但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角度不同，构建的指标评价体系也有所不同。比如，Kumar（2002）最早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从给国家带来收益或者正外部性、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组织管理能力以及技术研发水平等四个方面构建了一个FDI质量的衡量体系，并认为只有这样的OFDI，才是东道国所需要的OFDI[7]。Kumar（2005）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又将组织技巧和技术与净资本形成的效应也一并纳入到衡量FDI质量的指标体系中[8]。而Buckley etal（2004）则是从投资项目的规模、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以及产业关联等方面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并分析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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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理论基础
2.1相关概念界定
2.1.1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的英文名称是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及时掌握外部信息的积极举措。根据我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我国将对外直接投资定义为：中国境内企业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在外国和港澳台地区设立、购买外国企业，并以控制该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一般表现为，投资者在国外直接设立工厂，创办分店，或者收购当地的原有企业，或者与当地政府、团体、私人企业合作，从而获得各种直接经营企业的权利。
2.1.2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我国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在此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一种形式，也需要转变相应的思路，由过去追求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加快从对外投资大国向对外投资强国转变。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将高质量发展这个概念同共建“一带一路”联系在一起，指出要以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为目标，与沿线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让“一带一路”的发展成果能够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更是表明了我国要发展高质量对外投资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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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相关理论
相关理论为后文研究影响我国高质量OFDI的因素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本文对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理论进行整理及阐述，为后文提供理论支撑。
2.2.1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决定企业直接投资的三个基本因素分别是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市场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是决定企业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它是指跨国企业所拥有或者是能够获得的国外企业所不具备或者无法获得的优势；内部化优势是指将企业所拥有的资产内部化，以避免不完全市场对企业的冲击，从而保持企业所拥有的优势；区位优势是指投资所在国家或地区在投资环境方面对投资者具有的优势。区位优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丰富的自然资源丰富和便利的地理位置；二是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灵活的政策法规等形成的有利条件和良好的基础设施等。该理论同时为后文我国对东南亚国家高质量OFDI的影响因素选取提供了思路和方向，在选取影响我国对东南亚国家高质量OFDI的因素时，将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市场内部化优势也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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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15
3.1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总体状况分析 ...................... 15
3.2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国别分布 .......................... 17
3.3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产业及行业分布 ....................... 18
第4章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高质量OFDI的水平测度与评价 ............. 21
4.1 高质量OFDI评价指标的选取 ......................... 21
4.1.1 基本原则 ............................... 21
4.1.2 评价指标的选择 ........................ 21
第5章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高质量OFDI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29
5.1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29
5.1.1 模型构建 .............................. 29
5.1.2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29
第5章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高质量OFDI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5.1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5.1.2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水平（Qofdi），数据来源于第四章测算得出的2010-2020年中国对东南亚各国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得分。
（2）解释变量
前文已经对影响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一是投资国推动因素，二是东道国拉动因素。投资国推动因素具体包括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科技创新，东道国拉动因素具体包括市场规模、双边地理距离、自然资源丰裕度、宏观经济稳定性、经济自由度、基础设施以及外资开放度。相关因素的具体指标如下：
投资国的人力资本水平（ED）：由于教育投入是提高一国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参考刘贵文（2022）的做法将一国教育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38]。
投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PGDP）：本文参考李翠萍（2022）的做法将一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28]。
投资国的科技创新（TE）：本文参考段秀秀和张格嘉（2022）的做法将用一国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39]。
东道国的市场规模（GDP）：本文参考文余源和杨钰倩（2021）的做法，将一个国家的或地区的GDP衡量该国的市场规模[40]。一般来说GDP总量越高意味着市场规模越大。
双边地理距离（DIS）：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地理距离是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指标，因此本文参考蒋殿春与蒋冠宏（2012）的做法，通过双边地理距离与国际油价情况的乘积之和来衡量距离成本[41]。
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丰裕度（RES）：本文参考刘沛然（2020）的做法，将一国自然资源租金占该国GDP的比重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自然资源丰裕度的指标[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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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现状的梳理，以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为依据，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对外直接投资深度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四个方面选取指标，综合衡量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运用熵值法测算出中国对东南亚11个国家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综合得分，并根据测算结果从时间和国别两个视角对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最后运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高质量OFDI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全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通过对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现状分析发现，无论是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整体上均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且我国对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占比也均呈现出上升趋势。此外，中国对东南亚各国的投资分布较为集中，部分国家获得的投资多，如新加坡2020年获得的直接投资存量占整个东南亚地区投资存量的46.86%，部分国家获得的投资少，如文莱、东帝汶以及菲律宾三个国家2020年获得的直接投资存量总额仅占整个东南亚地区投资存量1.0%。
第二，通过对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高质量OFDI水平测算结果分析发现，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综合得分均值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其中，除了2010-2011年、2013-2015年以及2016-2017年出现下滑之外，其他年份均表现出上升的趋势。此外，中国对东南亚不同国家高质量OFDI的水平表现出较大差异。其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高质量OFDI水平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其综合得分均值为0.433，高质量OFDI水平最低的国家是东帝汶，其综合得分均值分别是0.101。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