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的影响思考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对非援助会促进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2）稳健性结果和内生性结果与基准回归得出的结果一致。且稳健性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援助存在滞后效应，其中援助的滞后一期对投资的影响较为显著；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国际贸易论文怎么写
对外援助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两大国际经济合作方式，对于促进双方国家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对外援助是中国在新时期开展国际合作的一项重大举措，它不仅反映出中国在国际上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致力于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担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愿意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为减少南北方之间的鸿沟而努力，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援助。”因此，在中国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系的同时，其对外援助也表现出了空前的高速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持续上升，同美日等国家的关系也在逐步拉近，并已跃居全球第四大对外援助国。另外，《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还指出，在中国开展的援助活动中，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比例为44.65%，位居第一。由此可以看出，非洲国家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对象。这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历史使命把中国和非洲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些国家更倾向于接受来自中国的援助。同时，他们也更需要像中国这样有着较强治理能力的国家的帮助，来引导其走向繁荣发展之路。此外，《新时代中非合作》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应加强与非洲各国的团结和合作，建立一个更密切的、更好的命运共同体。让中国同非洲各国在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互相扶持，不断加深双方的政治互信；在共同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中互相帮助，扩大合作的新领域；密切协调重要国际事务，以维护国际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但是，中国对外援助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方面，西方舆论认为中国对外援助是为了获取受援国的自然资源（王永钦等，2014），且不利于受援国的政治稳定（Isaksson和Kotsadam，2018）。另一方面，国内出现了小部分的质疑，认为中国对外援助毫无意义。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其在发展过程中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解决。与其将资金用于对外援助，不如用来完善国内建设。因此，本文旨在通过研究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的影响来回应以上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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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对外援助相关研究
随着对外援助成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其逐渐成为众多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目前，针对援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外援助的经济效应以及对外援助对于受援国政治稳定性两个方面。
(1)对外援助的经济效应
关于对非援助的经济效应相关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展开。Kruse和Martinezzarzoso（2016）使用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援助有可能会增加受援国的进口。朱玮玮等（2018）在此基础上运用GMM模型来削弱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间双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仍得出与Kruse和Martinezzarzoso（2016）一致的结论。且Xu Z和 Zhang（2022）通过网格面板回归分析，发现中国对非援助有助于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具体体现在工业和人口方面的增长。Dreher 等（2021）则从长短期效应的角度研究2000-2014年间中国对138个发展中国家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中国对外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是短期的，且未发现中国对外援助会削弱其他国家援助给受援国带来的经济增长。Liu和Tang（2018）通过对比美国与中国对非援助的经济效应发现，中国的对非援助有助于受援国出口及两国贸易额的增长。冯凯等（2021）从公共支出的角度揭示了中国对非援助对受援国居民福利水平的促进作用，并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经济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丰富了相关研究。以上学者旨在研究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经济效应的影响，而熊青龙和黄梅波（2014）则通过时间序列协整理论检验中国对外援助对我国贸易的影响，结果证明中国对外援助有助于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在此基础上，孙楚仁等（2020）从二元边际角度出发，发现中国对非援助有助于中国产品层面出口，且集约边际的作用更大。李荣林等（2022）从出口值增加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发现中国对非援助通过提高交通和通信设施质量有效地促进中国出口值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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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作用机理分析
2.1 相关理论基础
2.1.1 多中心治理理论
英国学者Polanyi（1951）在《自由逻辑》一书中首次建立了“多中心”的理论框架，其旨在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哲学领域内寻找自发性秩序的合理性，并对社会治理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进行探讨与解释。在这本著作中，社会秩序主要被划分为两种：指挥秩序和多中心秩序。指挥秩序实质上是一种以终极权威为主导，其以上下级一体化为基础的单中心秩序。通过形成下级服从上级命令的一体化链条来进行着自身的运转与“协调”，从而达到不断分化与整合的目的。然而，在这种下级一致服从上级命令的单链关系中，隐藏着一种深层次的秩序危机和一种重大的理论缺失。Polanyi（1951）认为，这种秩序的合理性存在以下两个前提条件：第一，秩序中强调的终极权威仅由处在上级地位的观察家拥有，且这些观察家必须具备无所不知的能力；第二，确保所有的下级都会服从上属的命令，否则最高决策者便会感觉到超负荷的工作压力。而下属为了讨好上司扭曲信息，由于信息的错位甚至是信息的丢失，与之相对应的表现和预期之间的差距就会导致协调和指挥的失败。事实上，位处高位的观察家不可能拥有无所不知的能力，而要求所有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命令也是难以实现的事情。因此，指挥秩序存在深刻的社会问题，其容易引起社会治理的失灵。
在Polanyi（1951）看来，相对于指挥秩序这种单一化社会秩序而言，多中心秩序强调多个行动单元彼此独立，各自追逐自身的利益。同时，多中心秩序由于受到一定的规范约束能够做到彼此协调，并在普遍的规范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从而使彼此之间的关系得以统一。此外，Polanyi（1951）认为“多中心”的内涵在于自发性即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其会出于自发性的意识来建立起有序的组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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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的影响
为了推动全球发展和治理进程，着眼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大力开展对外援助。中国对外援助从实质上讲是一种国际性的发展合作，它既可以通过物资和技术的援助来帮助受援国减轻贫困和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又可以通过企业、货物、技术、标准等的对非输出来推进双方的经济贸易合作。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由受援国转为一个新兴的强大援助国，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现有的许多研究都一致支持中国的援助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积极作用的观点。Luo等（2010）指出，中国可以通过制定较为完善的援助政策以及援助计划来克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障碍。Lu等（2018）认为，对外援助是一个国家用来支持东道国跨国公司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国家）的投资。这是因为，对外援助有助于加强两国间政治关系和密切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投资者认知，从而达到吸引投资的作用。此外，Sauvant和Chen（2014）也将中国的援助视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支持，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不同渠道获得中国援助的财政补贴，这极大增加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据统计，中国一半以上的援助流向了非洲国家，中国通过对非援助将非洲经济与中国市场联系得更紧密（Harchaoui等，2021）。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中国对非援助能够促进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
国际贸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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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对非援助及投资现状 ............................ 18
3.1 中国对非援助现状 ............................. 18
3.1.1 中国对非援助特征 .......................... 18
3.1.2 中国对非援助总体规模 ............................ 19
4 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26
4.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26
4.1.1 模型构建 ................................ 26
4.1.2 变量选择 ........................ 26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42
5.1 研究结论 ................................. 42
5.2 政策建议 .............................. 43
4 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4.1.1 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假说1即中国对非援助是否会促进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本文设定以下计量模型：
lnofdiijt=α0+α1lnaidjt+α2lncapit+α3lnageit+α4lnDACaidjt+α5lnNaturesjt+α6lnpgdpjt+α7lntradeopenjt+α8lnofdiopenjt+firmi+countryj+yeart+εijt (4.1)
其中，本文的被解释变量lnofdiijt表示t年i企业对国家j的投资额；lnaidjt表示t年中国对j国的援助额对数；lncapit和lnageit分别表示企业注册资本和年龄，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lnDACaidjt表示t年时DAC国家对j国的援助额；lnNaturesjt和lnpgdpjt分别表示受援国j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规模；lntradeopenjt和lnofdiopenjt为t年时j国的贸易依存度和外资开放度。
4.1.2 变量选择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FDI Markets数据库、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创建的“Aiddata 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库”、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AFDB数据库和“全球治理指数WGI”。
企业对外投资数据来源于FDI Markets数据库，该数据库记录了全球所有国家和行业跨境绿地投资情况，提供了投资时间、投资企业、投资子公司、投资母国所在地、投资目的地、投资行业、投资金额、创造的就业量和投资类型等详细信息。基于此，本文通过筛选整理得到2003—2017年149家中国对非投资企业数据。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中国对非援助额的对数，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援助数据来自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创建的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库（Aiddata）。该数据库利用TUFF（Tracking Underreported Financial Flows）技术追踪了中国2000—2017年在世界各主要地区165个国家的300多个政府机构和国有实体资助的13427个发展项目，提供了援助国家和地区、承诺援助金额、援助部门、援助类型、援助目的等信息。结合投资数据库，本文将研究年份确定为2003—2017年，并通过援助目的地筛选出2003—2017年中国对非援助额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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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首先，本文通过构建2003—2017年的企业－国家－年份三维面板数据，以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为被解释变量、中国对非援助额为解释变量，通过引入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控制变量进行实证回归，来研究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间的关系；其次，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滞后核心解释变量和加入工具变量来验证模型和结果的稳健性；再次，按照中国对外援助目的、对外援助方式、对外援助地区、受援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类型进行分组，拓展性地分析了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异质性影响；最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中国援助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路径。基于此，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受援国接收到的援助额越多，越有利于吸引外资流入。同时这也证明了，中国对非援助是极具意义的行为，不仅有助于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还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2）本文通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得出了与基准回归一致的结果。其中稳健性结果显示，中国对非援助存在滞后效应，其中援助的滞后一期和当期对投资的影响较为显著，援助的滞后二期对投资的影响不太显著；（3）中国对非援助在促进中国企业投资的作用效果上具有援助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从中国对外援助方式来看，中国OOF和VOF援助对中国企业投资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ODA援助与中国企业投资呈负相关关系。从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类型上看，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中国对非援助更能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这是因为，民营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风险承受能力较弱。而中国对非援助有助于通过提高受援国政治稳定性来降低投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看，企业异质性分析是对政府治理水平中介作用的稳健性检验。从中国援助目的来看，中国混合目的援助、发展目的援助和特定目的援助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出于商业目的的援助对投资的影响较为有限。这说明，中国的对非援助以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切实改善民生，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宗旨，遵循平等互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从中国对非援助地区分布来看，中国对政府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较弱的东非、南非和北非地区进行援助，这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时，也再一次印证了中国对外援助通过提高受援国政府治理水平来吸引外资流入的影响机制。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