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对境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探讨

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时间压缩不经济理论和市场进入壁垒理论，选取2010-2020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跨国公司的303家境外子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实证检验了政治风险与跨国企业境外子公司生存之间的关系。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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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和“走出去”战略带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发展，大量企业“走出去”开展OFDI活动，寻求新的发展机遇。根据商务部和对外投资公报2020年的统计，中国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荷兰之后的第四大重要OFDI来源国，有近2.75万家企业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活动，设立子公司约4.5万家，中国企业正处于“加速国际化”的新时期。
然而，与快速国际化相比，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境外子公司的生存率远远落后其发展速度，每年都有大量的境外子公司在加速“走出去”的同时未能“走下去”，平均存活时间不及国内企业的一半（燕晓娟，2019），这不仅降低了跨国企业的经营绩效，阻碍了国际化进程，更无法通过国际化经营获取国际竞争新优势。因此，我国跨国企业境外子公司能否“走下去”，即如何提高境外子公司生存问题成为当前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学者们围绕“如何提高境外子公司生存率”展开了大量较为详细的研究，特别表现在有关子公司生存影响因素的分析上，包括公司层面、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等。通过梳理现有国内外研究，发现目前鲜少有研究直接从政治风险视角探讨对境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仅有的研究一方面重点关注政治风险对母公司绩效或市场绩效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且研究结论不一致。
政治风险一般源于当地政府和社会，难以被准确识别和应对，严重影响跨国企业的经营利润和发展空间，同时使境外子公司发展受阻，如2015年由于墨西哥国内政治博弈的原因导致中国企业中标的项目被单方面毁约。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使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也随之上升，如恐怖主义和地区武装冲突等。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更应当关注政治风险对跨国企业境外子公司经营和生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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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文从政治风险视角出发，构建政治风险与境外子公司生存关系的分析框架，运用生存分析方法，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到中间变量会影响研究结果，进一步引入国际化速度和投资动机作为调节变量，深入剖析具体的影响机制。最后，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和管理启示。
第一章 绪论。首先通过文献的梳理和发展现实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其次，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介绍本文可能的创新。
第二章 文献综述。首先对境外子公司生存、政治风险、国际化速度和投资动机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对先前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最后在此基础上做出总结，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时间压缩不经济理论和市场进入壁垒理论，分析政治风险与境外子公司生存的关系，并进一步引入国际化速度和投资动机作为调节变量，探究两者在政治风险与境外子公司生存关系中的具体机理，进而提出研究假设。
第四章 研究设计。根据前面章节的理论阐述选取2010-2020年有对外投资活动的A股制造业上市跨国公司的境外子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首先介绍本文的样本和数据来源；其次说明了变量的衡量标准；最后构建模型。
第五章 实证分析。首先对研究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检验和非参数分析；其次，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政治风险与境外子公司生存之间的关系进行主效应分析；再次，检验国际化速度和投资动机的调节作用；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和现实发展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管理建议和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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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新兴国家征用和没收西方国家的企业，使得发达国家的投资风险增加。在此背景下，国外学者Robock（1971）、Roo（t1979）和Simon（1984）等人开始分析和研究世界各国的政治风险。Simon（1984）认为政治风险源于东道国境内或境外，是政府抑制社会的行动与决策，会对国外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早期对于政治风险的定义侧重于国家政府的作用和行动（Gillespie，1989），但导致商业损失的政治领域的行动不一定来自政府本身，因此学者们围绕政治风险展开了更广泛的研究。Fitzpatrick（1983）强调风险来源于受各种环境变量或持续变化影响的政治过程，不仅仅来源于政府的行动。随着研究重点转向风险来源，学者们将政治风险概念化为源自内部不稳定、预期和意外政府行为的风险，认为其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或相关外部环境中运用政治必要性导致的（Chauhan et al.，2015；Fatehi et al.，1989）。在此基础上，学者强调不应孤立看待政治风险，而应在更广泛的国家风险背景下理解，认为政治风险是经济和政治事件的函数，这些事件威胁公司的经营能力和盈利水平（Hahnet al.，2009；Oetzel，2005）。因此，相关的研究再次拓展了政治风险的内涵，认为应通过更广泛的维度进行衡量，比如东道国官僚机构、腐败水平、法律体系实力、有组织的罢工频率和知识产权损失的可能性等指标（Hansen，2017）。
虽然关于政治风险概念和定义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但目前仍未形成统一结论。国际商务和OFDI的相关文献中大多将其与宏观环境联系在一起，认为政治风险是对跨国企业的威胁（Henisz，1998；Zelner，1999）。根据Alon和Herber（t2009）以及Lawton等（2011）的观点，政治风险是一种复杂的多层面现象，可能有多种来源，并且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取决于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会对外来投资者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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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境外子公司生存影响因素研究
考虑到相关概念具有包含关系，并且部分外文文献将含有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中国澳门的数据统称为“海外”，因此本文借鉴刘晓康（2013）的做法，在阐述境外子公司生存影响因素的研究时，将国外子公司生存影响因素研究和海外子公司生存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都纳入参考区间，并统称为境外子公司生存影响因素研究，从而全面系统的研究“走出去”子公司生存的影响因素。
境外子公司的生存状况是衡量企业国际化经营成果的重要指标，子公司的生存直接影响跨国企业的经营绩效和企业的国际化进程，过高的死亡率会引起投资者不满，降低投资信心（衣长军等，2019）。因此，提高跨国企业境外子公司生存率一直作为研究重点被关注。
关于境外子公司生存影响因素的研究起步较早，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层面：公司层面（Belderbos and Zou，2009；Kim et al.，2010；McD ermott，2012；Zeng and Song，2014；Bauer and Matzler，2014；Norback et al.，2015；Song，2015；燕晓娟，2020）、个人层面（冉启斌，2020；黄媖，2021）和国家层面（Berry，2013；Song，2014；Sousa and Tan，2015；Getachew and Beamish，2017）。
一方面，公司层面的影响因素一直被学者们持续关注。财务状况最先被证实对子公司生存产生影响。Torneden（1975）基于资源基础观，发现海外子公司低生存率根源于母公司的财务问题。基于此，McDermott（2012）发现盈利的跨国公司在OFDI中更成功，境外子公司的生存率也更高，因为这些跨国公司有能力支持自己的子公司，相反，表现不佳的跨国公司需要让自己的子公司撤出东道国市场，再投资于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公司的异质性被纳入研究中，即公司规模和企业国际化经验等。Belderbos和Zou（2009）根据资源基础观，认为大型母公司可以用不同类型的资源支持其外国子公司，如无形资产，通过母公司的支持可以提高子公司在当地市场的生存率，降低子公司撤资的可能性。Norback等（2014）和Song（2015）补充说明子公司的规模越大，与母公司的相关性越高，生存率也随之增加。Zeng和Song（2014）强调企业国际化经验对境外子公司生存的重要性。此外，陈初昇等（2020）和燕晓娟（2020）从国际化速度这一视角强调了不同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速度”对海外子公司生存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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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16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16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16
二、时间压缩不经济理论 ........................... 17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24
第一节  模型构建 ........................................ 24
第二节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26
第三节  变量测量 ........................... 27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33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33
第二节  相关性分析 .............................................. 33
第三节  非参数分析 .................................. 35 
第五章  实证分析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Stata16软件，可以计算得出本文涉及到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5-1所示。主要包括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

企业管理论文参考

表5-1结果显示，第一，政治风险（PR）的平均值为1.323，接近最小值1.134，说明本文的样本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整体面临的政治风险较低。最大值为2.141，所对应的国家为韩国，表明在本文涉及到的投资区域中，韩国的政治风险最高。第二，国际化速度（SPE）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931和1.262，说明样本中企业的国际化速度普遍较慢，且不同企业的国际化速度差异大，有的企业国际化扩张速度较快，倾向于快速占领并扩张市场，有的企业则缓慢实施国际化战略。第三，跨国企业的投资动机差异大，说明不同跨国企业的国际化投资动机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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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启示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时间压缩不经济理论和市场进入壁垒理论，选取2010-2020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跨国公司的303家境外子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实证检验了政治风险与跨国企业境外子公司生存之间的关系。并纳入国际化速度和投资动机，进一步剖析两者在政治风险与境外子公司生存之间的调节作用。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政治风险越高，越不利于境外子公司的生存。学术界关于中国OFDI是“风险偏好”还是“风险规避”一直未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风险规避”学说，认为东道国和地区的政治风险对境外子公司生存产生不利影响，政治风险越高，境外子公司的生存率越低。一方面，高政治风险给跨国企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不可预测的商业环境，增加企业经营的生存成本。企业不仅需要承担生产和经营成本，还需要承担巨额的合规成本，如谈判、监督和执行成本等。在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和地区，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和法律机制具有弹性，难以为企业的商业活动提供充足稳定的支持，无法保障外来企业的合法权利。在此情况下，企业需要支付更多的合规成本以寻求发展空间，White等（2014）提出当政治环境更不稳定时，谈判可以成为外国公司寻求发展的更有效工具，通过谈判与政府行为者建立的非正式网络将有助于跨国公司创造竞争优势，提高绩效。但建立非正式网络期间需承担更高的合规成本，即企业非生产性寻租行为所支付的成本。另一方面，企业缺乏可借鉴的国际化投资经验。如果当地政局混乱，战争不断，制度不完善，政府效率低下，政治环境不稳定，投资者会因此降低对该地区的投资，长此以往，母国企业缺少可借鉴的投资经验，当进入该地区时，企业会面临更大的外来者劣势，生存率也会随之降低。
第二，国际化速度负向调节政治风险与境外子公司生存之间的关系，即弱化了政治风险对境外子公司生存的不利影响，快速国际化有利于缓解政治风险对境外子公司生存的不利影响。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不同于西方跨国公司的渐进式发展，快速国际化有助于企业获得“先动优势”。首先，企业发展需要机遇，机遇带来创新，创新带来竞争优势和可观的财务数据，Chetty等（2003）指出企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创新在其国际化过程中以及在建立其竞争优势和随后的国际绩效中所起的作用。快速国际化让企业先于竞争对手抢占市场，获得发展机遇和创新来源，促使技术领先和资产先占等竞争优势的获取，从而增加企业发展的“先动优势”。其次，“先动优势”帮助企业创造难以被模仿的特有资源，增强企业的当地竞争力。当拥有与本土企业相抗衡的竞争优势时，企业通过寻求更多的支持去利用和开发资源，从而扩大业务规模，增加经营规模，并提升市场占有率。最后，业务规模的扩大导致资源效率的提高，经营规模的增加推动竞争优势，企业据此在不同的市场和活动中充分发挥杠杆作用，以通过更快的速度进入更多的市场，更快地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提升经营绩效和生存率。此外，部分资源具有时效性。快速国际化可以降低机会成本，最大限度发挥资源价值。综上所述，快速国际化的企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政治风险对子公司生存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