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一带一路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笔者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三类基础设施的差异化分析中，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都能显著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规模的增长。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出口贸易是影响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被称作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①之一。然而近年来，中国的出口贸易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风险，一方面，目前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流向是发达国家，但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特别是中美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发达国家进口需求下降与贸易保护主义合流，使得中国对其产品出口受到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的大流行严重制约了国际间的贸易往来，为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进一步增长带来巨大风险和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急需扩大产品出口市场，对冲外贸环境中的众多风险并有效拉动经济增长。
基础设施是经济活动得以顺利运行的坚实物质基础，被称为促进经济增长的“车轮”②。此外，在一国对外经济联系中双方基础设施水平对贸易交流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基础设施水平对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进而扩大贸易流量有着重要影响，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有利于降低国际贸易双方的贸易成本，激发贸易潜力。
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几轮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传统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已逐渐进入成熟期。截至2020年，中国国家高速公路总里程达15.5万公里，总通车里程居世界第一，高质量的公路网络基本建成；大型水利水电等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逐渐趋于饱和。
1.2文献综述
1.2.1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
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文献已十分丰富，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因为对外直投资活动只有在本国内有一定经济发展水平后才有可能大量产生。随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活动日益频繁，研究其对外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也日趋丰富。既有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规模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虽然还没有形成系统理论和一致的观点，但可以将其分为替代效应、创造效应以及不确定效应三种。
1.2.1.1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
Mundell（1957）基于标准国际贸易模型，指出两国存在贸易壁垒时会引发资金跨越国界的行为，而两国间进行商品贸易的总量不变，但会使一国提升进口产品的国内产量，从而替代从另一国进口该产品，产生了贸易替代效应。此后，Roger（1996）的研究也认为，海外生产会替代投资母国制成品的出口，同时会促进中间产品的出口，但总效应是抑制了出口总量，这一观点支持了Mundell的观点。随后，Nigel和Wakelin（1998）发现，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有直接利用国外生产为东道国市场服务的倾向，且随时间推移，这种倾向越显著。欧定余和魏聪（2016）在研究中将样本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两类国家都有明显的贸易替代效应，进一步发现，这种替代效应对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李书彦和谭晶荣（2020）以欧盟国家为投资东道国，中国为母国，研究发现，中国对欧盟国家的出口贸易与中国的投资呈负相关，对外投资对带动相关产业出口的作用不明显，表明投资和贸易有一定替代效应。
第2章中国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发展现状
2.1中国海外投资发展现状
2.1.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对外投资萎缩，而中国的对外投资活动仍然稳步增长。如图2.1所示，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537.1亿美元，超越卢森堡（1270.9亿美元）、日本（1157亿美元）、中国香港（1022.2亿美元）、美国（928.1亿美元）、加拿大（486.6亿美元）、法国（442亿美元）等国家和地区，流量规模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占当年全球投资流量的20.2%。 2.2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现状
2.2.1中国对世界各地区出口贸易现状
自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在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中国出口贸易保持稳中有增。如图2.9所示，2020年中国对外出口贸易规模达到25899.5亿美元，与上年同期同比增长3.62%。
从发展历史上看，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和2016年，中国出口贸易规模始终保持正增长，并且增长速度基本维持在5%以上。在2010年，出口额的增长率达到历年最高，为31.30%，出口规模15777.5亿美元。表明中国的对外出口保持着较高韧性，并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在2010年后，虽整体规模仍然处于正增长，但增长率有所下滑，在2011年和2012年增长率分别降至20.32%和7.92%，出口规模分别为18983.8亿美元和20487.1亿美元，此后，除2018年增速又回升至9.87%外，增长始终维持在7%以下的水平。
在出口流向方面，如表2.5所示，2020年中国向亚洲出口额为12307.5亿美元，同比增长0.83%，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比重达47.52%；向非洲出口额为1142.2亿美元，同比增长0.89%，占出口总额比重为4.41%；向欧洲出口额为5356.8亿美元，同比增长7.19%，占比20.68%；向拉丁美洲出口额为1507.1亿美元，同比下降0.84%，占比5.82%；向北美洲出口额为4938.6亿美元，同比增长8.39%，占比19.07%；向大洋洲出口额为647.3亿美元，同比增长11.19%，占比2.50%。2020年，中国出口最大伙伴区域仍是亚洲，其次是欧洲，排名第三位的是北美洲，而拉丁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所占比重较小。对欧洲出口占比虽小于亚洲，但2020年中国对欧洲出口的同比增长远高于亚洲，虽对大洋洲出口额的增长最高，但其出口额占比过小。
第3章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30
3.1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贸易效应..................................30
3.2基础设施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31
3.3基础设施对国际贸易的差异化影响机制.................................33
第4章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35
4.1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35
4.1.1模型设定........................................35
4.1.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36
第5章结论与建议......................................48
5.1研究结论.................................48
5.2政策建议.................................48
第4章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4.1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4.1.1模型设定
既有关于国际贸易流量的研究中，大多学者通过Tinbergen（1962）提出的贸易引力模型探讨影响贸易流量的因素。引力模型的基本思路为：将影响国际贸易规模的因素划分为引力和斥力两部分；在经典模型中，贸易引力为参与国际贸易双方的经济总量，贸易斥力为贸易双方的地理距离。经典模型认为，两国或地区各自的经济总量对二者间的贸易量有正向影响，而贸易双方在空间上的距离对二者间贸易量有负向影响。 第5章结论与建议
5.1研究结论
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将基础设施投资数据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引入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影响。详细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及出口的历史和现状，并在机制层面论述了基础设施投资这一解释变量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途径，最后实证分析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规模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别讨论了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对出口的差异化影响。本文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三类基础设施的差异化分析中，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都能显著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规模的增长。交通、能源两类基础设施对外投资会带动中国相关产业的出口，直接扩大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并且在项目建成后，交通设施会显著降低国际贸易的成本，为参与企业带来利润的提升，能源设施又为当地居民和企业的生产生活和经济活动提供有力支撑，促进贸易繁荣发展。通信基础设施投资在目前投资规模下尚未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显著影响，但长远来看通信基础设施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沟通交流的成本和时间，及早地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通信基础设施水平有望释放其贸易潜力。第二，共同语言有利于两国间国际贸易的开展，共同的语言意味着文化上的共通，使得贸易双方有更多文化认同与消费习惯。第三，自贸协定或相关的贸易优惠安排产生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有利于中国出口的进一步扩大。第四，中国各省份出口贸易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出口的边界效应不明显，有相邻的地理边界并未对出口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