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质量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思考——基于74个重点城市数

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探究了公司所在地的空气质量状况对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为缓解委托代理冲突，提高企业持续竞争力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第一，企业可持续发展除了考虑企业自身特征因素外，还需要考虑外部宏观环境特征。良好工作环境逐渐成为一种非货币性福利。人才是企业健康运行以及创新发展的核心。糟糕的空气质量不仅对人员健康产生消极影响，还会对企业造成“资金挤出”、“人才缺失”和“投资不利”困境，导致企业绩效下降。

1  文献综述

1.1  空气质量对公司治理层面的影响研究
已有学者通过大量研究指出了空气质量、雾霾污染对人体健康的严重损害，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层面，进而对组织内部产生影响。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空气质量可以通过挤占企业研发资金、投入高治污成本而使企业陷入“资源挤出困境”，影响企业价值；空气质量造成的个体健康风险和企业价值降低使得企业人才吸引力下降，造成“人才缺失困境”；空气污染导致的企业经营风险释放出业绩不良信号，糟糕情绪影响外部投资者的风险承担水平和投资意愿，导致企业陷入“融资不利”困境，加剧企业绩效降低。
1.1.1  空气质量对企业人力资源方面的影响研究
糟糕的空气质量能够对个体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企业劳动力成本。作为全国疾病威胁第四大因素，空气污染疾病仅次于中风、心脏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病。Dominici et al.（2006）证实了哮喘病与空气污染的联系。严重的空气污染能够显著提高男性呼吸道疾病致死率（Chay et al.,2003），空气中的污染颗粒进入人体血液循环，更容易加重脑溢血、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引发肺癌和其他肿瘤疾病。长期处于污染环境将使人均寿命缩短 3 年（Sermin et al.，2012）。Chen et al.（2013）通过断点回归方法，探究了在南北方供暖差异下的空气污染对个体预期寿命的影响，指出长期处于较高污染地区将使人均寿命缩短 5.5 年。另外，空气污染对个体心理健康影响主要体现在极易导致个人消极情绪，显著提高抑郁症发病率。通过提高人体肾上腺皮质醇激素水平，引起人体情绪认知错乱，产生负面感知偏差进而导致冒险行为和非理性决策（孟祥旭和李增刚，2017；Bullinger，1990；Dehaan et al.,2017）。Coates & Herbert（2008）指出，在较差的空气质量下工作，决策者往往难以集中精力，无法对市场上的信息做出快速反应，易导致决策失误（Nowakowicz et al.,2004；Bassi et al.,2013）。
工作环境的优劣往往成为人们职业生涯规划中的重要因素。糟糕的空气质量能够显著增加当地的人口流出数量。秦炳涛和张玉（2019）实证分析了劳动力资源流动随空气污染日益恶化而加剧，并指出了工资水平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王砾等（2020）研究指出，空气污染能够显著增加企业员工流失率，导致严重的劳动力雇佣不利境况，且对具有高学历的雇员影响更加明显。另外，空气污染可以通过挤占研发资金显著降低企业劳动生产率。Higdon et al（.2015）通过探究墨西哥的大型炼油厂发现，每增加 1%水平的 SO2会使得职工劳动时间减少 0.61%。李卫兵和张凯霞（2019）指出了空气质量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生产率，还会导致劳动力错配和人力资源错配。

1.2  与代理成本相关的研究
1.2.1  代理成本的相关概念研究
Jensen  &  Meckling（1976）第一次提出了“代理成本”的概念。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代理成本存在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解决两权分离背景下产生的利益冲突，必然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实现。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背景下，企业所有者享有公司收益的所有权，由于个体的专业知识技能缺乏，往往选择聘请职业经理人代管公司，要求其在实现企业利益最优的前提下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因此，实现双方目标一致成为了缓解代理问题的正确方向。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为了敦促和查验代理人是否在为了实现股东收益最大而努力，委托人往往需要付出两方面的成本，一方面是对代理人激励以使其勤勉任职而出现的成本，另一方面是对其经营管理行为监督的成本。也就是说，若代理人从该代理关系中所获得的实际收益超过了代理人按照委托代理契约所应得的合同收益，或者委托人由于监督或激励目的而产生的额外损失都属于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主要由委托人监督成本、代理人担保成本以及剩余损失组成。委托人监督成本一般指的是委托人放手管理职权之后监督和管理代理人行为产生的成本，如会计、审计事务所的定期经济活动审计行为；董事会和监事会监督；委托人为此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等。代理人担保成本指的是代理人通过勤勉任职和自我约束以完成日常管理任务，维护委托人最大权益，即委托人所付出以保证代理人能够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要求进行决策行动所耗费的支出，也就是守约成本，如聘请外部人员参与财报审计分析；内部职责分工、重大事项审批流程等等，相关成本通常计入管理费用。另外，剩余损失指的是代理人错误决策而导致委托人权益部分损失，主要包括显性损失，如在职消费、决策失误损失等，和隐形损失如经理人怠工、消极营销和技术水平难以创新而导致市场竞争力不足的价值损失。隐形损失一般难以计量和测度，普遍采用资产周转率等加以替代度量。因而，剩余损失可以称为狭义代理成本（李寿喜，2007）。
2  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2.1  理论基础 
2.1.1  委托代理理论
1776 年，现代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委托人作为公司所有者，基于个体专业知识匮乏，选择的代管公司的代理人享有公司财富的使用权，所谓用他人的财物做工以达到所有者利益最优，就意味着代理人完全勤勉任职，拥有极大能动性是绝不可能的。这正像一个财主所聘请的管家，在拥有忠诚的基础上尚关心个人收益和地位，又何况是忠诚在利益面前并不见得有效的情况下呢，选择利用职权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发生的概率更高。这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不一致性理论第一次出现，是委托代理理论的起源。Jensen  & Mekcling（1976）也曾分别探讨了企业中委托代理关系对公司治理的作用差异，发现委托代理关系是引发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根源，从而导致严重的代理成本问题。
委托代理理论主要由代理关系、代理问题和代理成本三方面构成。现代企业两权分离制度背景下，代理关系作为维系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契约，委托人拥有公司收益所有权，而委托代理人为其提供服务，享有公司的管理权。这一契约关系要求双方均追求企业利润最优水平，实现共同价值，但由于代理人个人收益的存在，代理人不可能仅仅为了委托人权益而努力，他们往往采用为自己谋取更高薪酬、在职消费、消极怠工等方式实现私人利益，从而产生委托代理冲突。具体而言，委托人与代理人矛盾冲突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目标不一致性。委托人的目标是维护公司利益，尽可能创造更多的企业价值，而代理人的目标是维护自身声誉，规避风险，取得更高收入，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第二，信息不对称性。由于委托人不参与公司治理的具体层面，作为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局外人”，对企业内部不熟悉，更关注长期利益，导致信息不对称。代理人作为信息优势的一方，作为公司实际“掌舵者”的受托人则能够直接接触公司事务，更加偏好于公司的短期利益。从而导致代理人为满足私人收益需求而损害了委托人权益，产生代理冲突和代理成本。因而，为了减少冲突问题，委托人在建立契约关系的同时，往往会采取一系列的规则制度约束代理人行为，产生相应的监督成本和激励成本，也是代理成本中的一种体现。

2.2  研究假设
2.2.1  空气质量与企业代理成本
针对空气污染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空气质量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路径如下：
首先，考虑到在空气质量较差的环境中工作所付出的较高健康成本，高管的离职迁移意愿上升。事实上，近年来北京等地区以雾霾为主的污染问题频发确实诱发高收入阶层的迁出意向加剧（洪大用等，2016）。基于激励理论，在污染环境下为了提高企业人才吸引力，企业不得不采取必要手段防止人才流失，如为员工提供更高的医疗保险费用，甚至为高管提供额外的污染津贴或薪酬补偿。Smith（1979）研究指出，缺乏良好工作环境时，个体会要求更高的薪酬水平以作补偿（Myers，1987）。当企业人才吸引力较强时，劳动力供给薪酬可能会缩减，而位于人才吸引力较弱地区的企业选择提供隐形福利来吸引相同素质的员工（Roback，1982），如提供专车、豪华设备、餐饮娱乐补贴等非货币收益性消费，从而降低高管离职意愿（Dominici et al.，2006）。陈克江和王博（2009）研究指出，企业选择主动提高在职消费水平以补偿“污染风险”，且针对不同职位级别提供不同水平的“补贴”以激发工作积极性和工作勤勉程度。因此，随着企业所在地的空气污染日益严重，逐渐威胁个体健康，企业有动机主动为高管提供更高的福利水平以弥补空气污染下的健康危害，提高人才吸引力。
其次，当空气质量下降时，企业绩效降低，难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激励效果不足，基于对自身激励契约的公平性产生消极心理感知，管理层选择降低工作积极性以弥补薪酬差距带来的公平感缺失，具有更强的动机攫取私人收益，选择通过各种手段获得隐性补偿（孙世敏等，2016），代理成本显著上升。尤其是在我国严格的薪酬管制背景下，激励契约的相对不完备性使得管理人更倾向于采取隐性手段而非合法合规手段获得相应的激励水平，导致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矛盾更加明显，代理成本显著上升（陈冬华等，2005）。
最后，污染环境下，公司业绩水平噪音严重，并不能如实向外部市场反映高管能力，使得高管容易把公司业绩下滑的原因归咎为外部环境恶化，特别是空气质量变差这样极为明显的理由，由于公司业绩和高管薪酬两者变化的不一致，弱化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为其提供更多的机会主义解释空间，他们有借口为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声誉损害取得较高收益以补偿自己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面对工作，损害委托人权益，从而提高代理成本，影响企业价值。考虑到空气污染风险，由于公司业绩信号不明确，噪音严重，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空气质量对外部利益相关者决策也能够产生影响。

3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 21
3.1 研究设计 .................................... 21
3.1.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21
3.1.2 变量定义 ................................... 21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 46
4.1 研究结论 ..................................... 46
4.2 政策建议 ................................... 47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47

3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3.1  研究设计
3.1.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3-2019 年度共计 74 个全国重点城市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上市公司所在地的空气质量状况对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采用企业办公地城市的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作为空气质量的代理变量。本文所用的空气污染数据取自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的《空气质量状况报告》。74 个重点城市指实施新空气质量标准第一阶段的城市，具体城市分布见附录 1。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段数据，是因为 2012 年 2月，国家新修订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采用了新的指数方式计算并测量空气质量状况综合指数，相对于常用的空气污染指数，在保留了原有的 PM10、O3等污染物之外，还添加了 PM2.5的测度，更加准确。此外，本文的内部控制数据取自深圳迪博数据库；中央环保督察数据来自环保督察局官方网站的记录；GDP 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代理成本数据以及其他公司治理数据均来自 CSMAR 数据库，数据样本量为 7951。
本文对所用样本进行了以下筛选：
（1）剔除了金融保险类行业样本数据。 （2）剔除了 ST、PT 上市公司数据。 （3）剔除了相关变量缺失的样本数据。 同时，为排除异常值的干扰，对被解释变量和其他连续控制变量进行了上下  1% 的  winsorize  处理。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近几年，随着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人们对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关注度显著提高。在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关键时期，探究外部自然环境对公司治理层面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覆盖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2013-2019 年上市公司数据和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空气质量状况对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为从微观层面研究企业参与环境治理内在动机的形成机制提供一定的证据。
首先，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所在地的空气质量状况与代理成本呈现正相关关系，即空气质量状况越糟糕，当地的企业代理成本越高。严重的空气污染能够导致企业陷入  “人才缺失”、“资金挤出”和“融资不利”困境，使其面临经营不善风险，从而降低人才吸引力和企业竞争力，难以向管理者提供与污染环境相匹配的薪酬水平，高管有动机获得私人收益，使得代理成本上升。加之伴随污染而来的员工健康风险，高管团队的工作积极性减弱，损害委托人权益同时也并不愿意为企业绩效下降承担责任，更有借口产生私人主义动机。其次，本文通过研究内部控制质量、产品市场竞争和市场化程度在其中所起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内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在空气污染严重时仍然保持较高活力，对管理层和内部流程有效监督管理，从而显著抑制管理层取得私人收益的可能。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机制使得管理层的可替代性更高，不得不提高工作努力程度以保障工作机会，同时公司面临的破产风险也会使得高管勤勉工作，尽所能降低成本，使得空气质量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减弱。尽管高市场化程度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信息披露程度，能够向企业内部管理层以及外部人才市场传递正确积极信号，有助于缓解委托代理冲突，但这种高人才市场活跃度下，企业为了吸引人才，提高员工稳定性，仍然愿意主动提供各种污染补偿，从而加剧了空气质量对代理成本的负面影响，高管污染敏感性更强。本文丰富了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方面的研究，指出了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对公司治理层面的影响。在公司发展运营过程中，除了企业内部因素，还需要关注外部宏观自然环境，提高企业价值。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