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并商誉信息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2007-2017年A股非金融上
时间：2020-09-27 来源：51mbalunwen
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假设 1 和假设 2 均得到了较为有效的验证。以此为基础，本文还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综上，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当期商誉增加值与融资约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当期商誉增加值占总资产的比重的增大，公司获得外部融资的难度也逐渐增加。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确认的商誉偏离核心商誉”这一观点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目前理论上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商誉作为一项非实体资产，是企业未来超额盈利能力的价值体现。但本文认为：商誉是一项主观性非常强的资产，存在较强的可操纵性，管理层为了维持财务报表的美观，存在高估商誉同时减少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动机，因此当期确认的商誉会在资产负债表中逐渐累积，从而成为一个“定时炸弹”。基于此，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在投资时可能会规避此类公司，或提高融资成本，导致此类公司融资约束水平提高。该结论也说明，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能够提前从当期商誉增加值中识别出其包含的负面信息并用于决策。
第一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一、合并商誉信息
“商誉”一词于十六世纪末出现，但直到十九世纪末才逐渐被纳入会计的范畴⑥。关于商誉本质的研究，学术界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亨德里克森在其所著《会计理论》一书中对已有理论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著名的“三元理论”，包括好感价值论⑦、超额收益论和总计价账户论⑧。随着商誉问题研究在我国的兴起，不少国内学者也对商誉的本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葛家澍（1996）在其所著《中级财务会计》一书中认为商誉是与企业整体密切相关的无形资产。进入 21 世纪，邓小洋（2001）、于越冬（2000）、汤湘希（2000）分别从协同效应、人力资本⑨、组合无形资产等角度对商誉的本质进行了界定⑩。目前，商誉的超额收益观得到了学术界较为广泛的认可，即商誉反映了企业未来的超额盈利能力。
按照商誉的获得方式进行划分，可以将商誉划分为自创商誉和合并商誉。由于自创商誉难以有效、客观地计量，目前会计上确认的商誉一般是指合并商誉。FASB?、IASB 和我国会计准则委员会都将商誉定义为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中?，购买方支付的合并对价大于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结合商誉的确认、后续计量（准则中规定每年年度终了应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以及在财务报表中的披露和列报，本文认为，当期商誉增加值和商誉减值损失反映了商誉资产的主要变动情况，因此本文探讨的合并商誉信息包括当期商誉增加值和商誉减值损失两方面。
第一节 研究设计...................................17
一、样本选择............................17
二、变量定义..................................17
三、模型构建.............................20
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结语
第一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一、合并商誉信息
“商誉”一词于十六世纪末出现，但直到十九世纪末才逐渐被纳入会计的范畴⑥。关于商誉本质的研究，学术界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亨德里克森在其所著《会计理论》一书中对已有理论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著名的“三元理论”，包括好感价值论⑦、超额收益论和总计价账户论⑧。随着商誉问题研究在我国的兴起，不少国内学者也对商誉的本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葛家澍（1996）在其所著《中级财务会计》一书中认为商誉是与企业整体密切相关的无形资产。进入 21 世纪，邓小洋（2001）、于越冬（2000）、汤湘希（2000）分别从协同效应、人力资本⑨、组合无形资产等角度对商誉的本质进行了界定⑩。目前，商誉的超额收益观得到了学术界较为广泛的认可，即商誉反映了企业未来的超额盈利能力。
按照商誉的获得方式进行划分，可以将商誉划分为自创商誉和合并商誉。由于自创商誉难以有效、客观地计量，目前会计上确认的商誉一般是指合并商誉。FASB?、IASB 和我国会计准则委员会都将商誉定义为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中?，购买方支付的合并对价大于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结合商誉的确认、后续计量（准则中规定每年年度终了应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以及在财务报表中的披露和列报，本文认为，当期商誉增加值和商誉减值损失反映了商誉资产的主要变动情况，因此本文探讨的合并商誉信息包括当期商誉增加值和商誉减值损失两方面。
二、融资约束
1958 年，Modigliani 和 Miller 提出了 MM 理论，即在完美资本市场条件下，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和内部融资成本不存在差异。然而，现实中并不存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Bernanke et al，1989；Gertler，1992）以及交易费用（Shalevet al，2013）等多方面的问题会使企业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成本，从而导致其获得外部融资的难度增加，进而放弃部分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项目。因此，融资约束是指由于市场不完备而导致企业外部融资成本大于内部融资成本的差额（Kaplan，1997）。
1958 年，Modigliani 和 Miller 提出了 MM 理论，即在完美资本市场条件下，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和内部融资成本不存在差异。然而，现实中并不存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Bernanke et al，1989；Gertler，1992）以及交易费用（Shalevet al，2013）等多方面的问题会使企业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成本，从而导致其获得外部融资的难度增加，进而放弃部分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项目。因此，融资约束是指由于市场不完备而导致企业外部融资成本大于内部融资成本的差额（Kapla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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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17第二节 商誉及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分析
2014 年起，随着并购数量的增加，确认高额商誉、计提巨额商誉减值的现象在资本市场上越来越多，学术界对商誉及其减值的经济后果问题也更加重视，因此，本文拟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一、商誉的经济后果
首先，已有研究着重探讨了商誉与财务绩效、公司价值等的关系。Chauvin et al（1994）发现，商誉与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都存在正相关关系。Diogenis et al（2014）运用希腊上市公司的样本，发现即使在市场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商誉依然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Shahwan（2004）认为，企业对商誉非常重视的原因是商誉有利于提升企业的财务业绩。按照产权性质、并购支付方式等进行区分，吕忠宏等（2016）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公司的商誉与企业财务业绩的正向相关性更强；相比其他支付方式，并购采用现金支付方式的企业，商誉与财务业绩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基于超额收益观，郭雪萌等（2016）发现商誉与财务业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傅超等（2016）也发现除创业板外，商誉总体而言能够反映企业的超额盈利能力。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合并商誉仅与当期的业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会对后期的财务业绩产生负面影响（郑海英等，2014）；合并商誉对合并方并购后前三年的业绩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在三年后该价值创造效应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赵西卜等，2016）。其次，从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角度出发，胡燕等（2012）发现商誉与股价显著正相关。另外，徐经长（2017）的研究表明，商誉的确认与债务融资成本呈负相关关系。王文姣等（2017）认为商誉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和可操控性，反映出较大风险，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商誉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关系在商誉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叶建芳等（2016）则发现拥有商誉的公司审计费用更高，且商誉规模与审计费用呈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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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014 年起，随着并购数量的增加，确认高额商誉、计提巨额商誉减值的现象在资本市场上越来越多，学术界对商誉及其减值的经济后果问题也更加重视，因此，本文拟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一、商誉的经济后果
首先，已有研究着重探讨了商誉与财务绩效、公司价值等的关系。Chauvin et al（1994）发现，商誉与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都存在正相关关系。Diogenis et al（2014）运用希腊上市公司的样本，发现即使在市场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商誉依然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Shahwan（2004）认为，企业对商誉非常重视的原因是商誉有利于提升企业的财务业绩。按照产权性质、并购支付方式等进行区分，吕忠宏等（2016）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公司的商誉与企业财务业绩的正向相关性更强；相比其他支付方式，并购采用现金支付方式的企业，商誉与财务业绩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基于超额收益观，郭雪萌等（2016）发现商誉与财务业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傅超等（2016）也发现除创业板外，商誉总体而言能够反映企业的超额盈利能力。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合并商誉仅与当期的业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会对后期的财务业绩产生负面影响（郑海英等，2014）；合并商誉对合并方并购后前三年的业绩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在三年后该价值创造效应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赵西卜等，2016）。其次，从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角度出发，胡燕等（2012）发现商誉与股价显著正相关。另外，徐经长（2017）的研究表明，商誉的确认与债务融资成本呈负相关关系。王文姣等（2017）认为商誉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和可操控性，反映出较大风险，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商誉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关系在商誉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叶建芳等（2016）则发现拥有商誉的公司审计费用更高，且商誉规模与审计费用呈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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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并购理论
根据前文所述，按照商誉的获得方式进行分类，可以将商誉分为自创商誉和合并商誉。由于自创商誉难以有效计量，目前在财务报表中列示的商誉均为合并商誉，即在非同一控制的企业合并中，合并方支付的对价高于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合并商誉是企业并购活动的产物，与之存在密切联系，因此并购理论是本文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目前有关并购理论的研究主要从并购动因和并购绩效两方面入手，国内外学者对并购动因进行了不同的归纳，Berkovitch 和 Narayana（1993）认为协同效应、管理者自大和代理问题是并购的主要动因；Brouthers 等（1998）则从经济、个人和战略三方面探讨了并购的动因。目前，国际上较为认可的并购动因理论主要包括协同效应、狂妄假说和代理动机（张丽达等，
一、并购理论
根据前文所述，按照商誉的获得方式进行分类，可以将商誉分为自创商誉和合并商誉。由于自创商誉难以有效计量，目前在财务报表中列示的商誉均为合并商誉，即在非同一控制的企业合并中，合并方支付的对价高于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合并商誉是企业并购活动的产物，与之存在密切联系，因此并购理论是本文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目前有关并购理论的研究主要从并购动因和并购绩效两方面入手，国内外学者对并购动因进行了不同的归纳，Berkovitch 和 Narayana（1993）认为协同效应、管理者自大和代理问题是并购的主要动因；Brouthers 等（1998）则从经济、个人和战略三方面探讨了并购的动因。目前，国际上较为认可的并购动因理论主要包括协同效应、狂妄假说和代理动机（张丽达等，
2016）。
（一）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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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最初是一种物理现象，由著名物理学家 Herman Haken 提出，后逐渐运用到其他领域?。从并购的角度出发，协同效应指公司合并之后整个集团的经营效率和企业价值大于原各个公司的简单加总，若以两个公司为例，即为“1+1>2”。其中，这部分经营效率的提高是企业获得超额盈利能力的原因之一，也是确认合并商誉的重要依据。将协同效应进一步细分，大致可以分为经营协同、管理协同和财务协同三大类。
1．经营协同
经营协同效应主要表现在并购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效率方面的提高。包括规模经济（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资源互补等方面。其中，规模经济是指公司通过并购带来规模的增长，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费用，从而提高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纵向一体化主要是指行业内上下游之间的整合，减少商品流转过程中的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资源互补主要体现在将合并双方的优势进行强强联合，取长补短，从而达到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2．管理协同
管理协同效应也被称为差别效率理论。在并购活动中，管理效率较高的公司能够将其团队和经验分享给管理效率低的公司，通过并购整合达到集团管理效率的提升。一个企业的管理效率与其未来的经营业绩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也是超额盈利能力的重要保障之一。
经营协同效应主要表现在并购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效率方面的提高。包括规模经济（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资源互补等方面。其中，规模经济是指公司通过并购带来规模的增长，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费用，从而提高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纵向一体化主要是指行业内上下游之间的整合，减少商品流转过程中的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资源互补主要体现在将合并双方的优势进行强强联合，取长补短，从而达到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2．管理协同
管理协同效应也被称为差别效率理论。在并购活动中，管理效率较高的公司能够将其团队和经验分享给管理效率低的公司，通过并购整合达到集团管理效率的提升。一个企业的管理效率与其未来的经营业绩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也是超额盈利能力的重要保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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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假设
一、当期商誉增加值与企业融资约束
根据目前的会计准则，财务报表中确认的商誉是指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合并方支付的对价大于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如前文所述，学术界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并购理论包括协同效应、狂妄假说和代理动机。其中，协同效应较好地解释了确认商誉的原因，合并方之所以愿意在合并当期以高于其可获得的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价格进行并购，是因为其认为通过并购及并购后的整合，能在未来给企业带来超额收益。目前得到普遍认可的是商誉的超额收益理论，部分研究发现，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与企业业绩、企业价值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赵西卜等，2016；吕宏忠等，2016）。从这一观点来看，合并商誉的确认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如果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认为这是可靠的，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或降低资本成本，从而对企业的融资约束起到缓解作用。
一、当期商誉增加值与企业融资约束
根据目前的会计准则，财务报表中确认的商誉是指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合并方支付的对价大于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如前文所述，学术界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并购理论包括协同效应、狂妄假说和代理动机。其中，协同效应较好地解释了确认商誉的原因，合并方之所以愿意在合并当期以高于其可获得的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价格进行并购，是因为其认为通过并购及并购后的整合，能在未来给企业带来超额收益。目前得到普遍认可的是商誉的超额收益理论，部分研究发现，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与企业业绩、企业价值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赵西卜等，2016；吕宏忠等，2016）。从这一观点来看，合并商誉的确认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如果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认为这是可靠的，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或降低资本成本，从而对企业的融资约束起到缓解作用。
然而，根据准则中商誉确认和后续计量的相关规定，在商誉确认阶段采用差额法进行计算，对应的理论基础为总计价账户观。该方法导致商誉成为一个“差额计价容器”，只要是合并方支付的对价高于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均被计入到该“容器”中，因此，商誉受到人为操纵的可能性较大，已有研究发现，由于商誉在后续计量中具有较强的可操纵空间，管理层有动机在并购当期确认更高的商誉（Shalev et al，2013；Paugam et al，2015），从而加剧了后期减值的风险。在实务中，被并购方可能会为了获得较高的合并溢价而给出较高的业绩承诺，但该业绩承诺并不能在未来完全转换为企业的超额盈利能力，在此情况下形成的商誉容易偏离商誉的核心价值，大额合并商誉的确认可能是大额商誉减值损失计提的前兆，从这一角度出发，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越大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未来经营风险可能更高。另外，资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公司经营者和管理层相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掌握更多的信息，因此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即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存在延迟计提减值损失的动机（吴虹艳等，2012；傅超等，2016），导致商誉一直保留在资产负债表的左侧，并逐渐累积。结合企业合并的业绩对赌年限进行考虑，当期确认的商誉一般会在资产负债表中保留 3 年及以上，因此当期大额商誉的确认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将成为企业的“负担”，增加了企业未来利润和股东回报的不确定性（陆涛等，2017）。基于此，一方面，投资者和债权人可能会因为公司风险过高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资金投入；另一方面，从风险与报酬相对应的角度考虑，较高的投资风险应该与较高的投资回报率相匹配，投资者会提高投资回报方面的要求，从而导致企业融资成本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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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设计...................................17
一、样本选择............................17
二、变量定义..................................17
三、模型构建.............................20
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第一节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由于本文拟对解释变量融资约束进行滞后一期的处理，因此本文选择了2007-2017 年共 11 年 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作为样本，在回归分析中，仅有融资约束这一变量运用到了 2017 年的数据，其他变量的数据均为 2007-2016 年。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以及样本中的上市公司处于正常的状态，本文剔除了数据缺失的公司和 ST 的公司，得到一个基础样本。根据前文提出的假设，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上市公司的资产中均包含并购商誉和商誉减值，若选取样本总体作为研究对象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可信度下降，因此本文以基础样本为前提，从中选取财务报表中当期商誉增加值大于 0 的公司作为假设 1 的研究样本，称为样本 A；选取当期计提了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作为假设 2 的样本，称为样本 B。另外，本文采用的商誉减值损失的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其余数据均来自 CSMAR 数据库。通过对原始数据的处理和筛选，样本 A 和样本 B 的样本量分别为 3305 和 1109。为了剔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 1%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一）被解释变量
一、样本选择
由于本文拟对解释变量融资约束进行滞后一期的处理，因此本文选择了2007-2017 年共 11 年 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作为样本，在回归分析中，仅有融资约束这一变量运用到了 2017 年的数据，其他变量的数据均为 2007-2016 年。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以及样本中的上市公司处于正常的状态，本文剔除了数据缺失的公司和 ST 的公司，得到一个基础样本。根据前文提出的假设，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上市公司的资产中均包含并购商誉和商誉减值，若选取样本总体作为研究对象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可信度下降，因此本文以基础样本为前提，从中选取财务报表中当期商誉增加值大于 0 的公司作为假设 1 的研究样本，称为样本 A；选取当期计提了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作为假设 2 的样本，称为样本 B。另外，本文采用的商誉减值损失的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其余数据均来自 CSMAR 数据库。通过对原始数据的处理和筛选，样本 A 和样本 B 的样本量分别为 3305 和 1109。为了剔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 1%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一）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融资约束。目前已有文献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方法对融资约束进行度量，主要包括模型量化、单指标量化以及构建多指标指数进行量化等。在模型量化方面，目前主要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Fazzari et al，1988）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Almeida et al，2004）两种方法进行度量?；单变量指标量化采用的变量包括公司规模（Whited，1992；Athey et al，1994）等。然而，无论是模型化还是单指标量化度量，均无法综合地反映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基于此，学术界构建了多指数量化的方法，Kaplan et al（1997）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指标构建了 KZ 指数，Lamont 等（2001）以 KZ 指数的构建思路为基础，考虑企业的现金流、偿债能力、现金持有、股利支付以及投资机会等五个方面构建了新的 KZ 指数。继 KZ 指数之后，Whited et al（2006）和 Hadlock et al（2010）分别构建了 WW 指数和 SA 指数。然而，以融资约束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数采用 KZ 指数对融资约束进行衡量，因此，本文也采用这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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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结论
2014 年起，随着并购活动活跃程度的提高，大额商誉的确认以及大额商誉减值损失的计提在资本市场上屡见不鲜，商誉相关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目前学者们主要从公司业绩、企业价值等方面探讨商誉及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但鲜有文献从融资约束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根据会计信息有用观，会计信息的披露能够为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提供支持和帮助。结合实际，合并商誉信息作为重要的会计信息之一，已经在企业融资方面产生一定的作用，因此，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寻求相关的数据支持。以并购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信号理论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两个主假设，通过初始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假设 1 和假设 2 均得到了较为有效的验证。以此为基础，本文还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综上，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2014 年起，随着并购活动活跃程度的提高，大额商誉的确认以及大额商誉减值损失的计提在资本市场上屡见不鲜，商誉相关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目前学者们主要从公司业绩、企业价值等方面探讨商誉及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但鲜有文献从融资约束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根据会计信息有用观，会计信息的披露能够为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提供支持和帮助。结合实际，合并商誉信息作为重要的会计信息之一，已经在企业融资方面产生一定的作用，因此，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寻求相关的数据支持。以并购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信号理论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两个主假设，通过初始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假设 1 和假设 2 均得到了较为有效的验证。以此为基础，本文还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综上，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当期商誉增加值与融资约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当期商誉增加值占总资产的比重的增大，公司获得外部融资的难度也逐渐增加。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确认的商誉偏离核心商誉”这一观点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目前理论上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商誉作为一项非实体资产，是企业未来超额盈利能力的价值体现。但本文认为：商誉是一项主观性非常强的资产，存在较强的可操纵性，管理层为了维持财务报表的美观，存在高估商誉同时减少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动机，因此当期确认的商誉会在资产负债表中逐渐累积，从而成为一个“定时炸弹”。基于此，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在投资时可能会规避此类公司，或提高融资成本，导致此类公司融资约束水平提高。该结论也说明，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能够提前从当期商誉增加值中识别出其包含的负面信息并用于决策。
第二，商誉减值损失的计提同样会提高公司获得外部融资的难度，即商誉减值损失越大，融资约束也越大。本文主要从商誉减值损失的本质和商誉后续计量方法两方面对该假设进行了探讨。商誉减值损失作为资产减值损失的一种，是指该资产组合未来可回收金额小于当前账面价值所导致的资产流失，也是被合并方业绩未达到预期的表现，该信息会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企业获得外部融资。另外，从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的角度探讨，商誉减值损失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从而导致会计盈余质量的降低，提高了信息不对称程度。综上，商誉减值损失计提比例越高，企业进行外部融资的难度越大。
参考文献（略）
第二，商誉减值损失的计提同样会提高公司获得外部融资的难度，即商誉减值损失越大，融资约束也越大。本文主要从商誉减值损失的本质和商誉后续计量方法两方面对该假设进行了探讨。商誉减值损失作为资产减值损失的一种，是指该资产组合未来可回收金额小于当前账面价值所导致的资产流失，也是被合并方业绩未达到预期的表现，该信息会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企业获得外部融资。另外，从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的角度探讨，商誉减值损失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从而导致会计盈余质量的降低，提高了信息不对称程度。综上，商誉减值损失计提比例越高，企业进行外部融资的难度越大。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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