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优惠、高管薪酬对公司研发投资的协同效应研究

 

1.1 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快速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研发活动是企业自主创新的核心环节，是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和发展能力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更是提升我国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近来年，我国的创新活动在不断的发展，研发经费投入和创新能力在不断的增强。2016 年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指出，中国位列世界最具创新能力经济体第 25 名，首次成为“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发布以来第一个跻身 25 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国家，较前一年上升 4 位1。然而，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从图 1.1 中可看出我国的研发投资强度(R&D经费投入/GDP)在逐年增加，从 2001 年的 0.94%增加到了 2014 年的 2.02%，上升幅度明显，而美、日等发达国家早在 2001 年以前就达到了 2.5%以上，2014 年基本上达到 3.0%以上，韩国甚至达到了 4.29%。由此可见，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研发投资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既包括企业自身能力的承受性以及技术创新项目的复杂性所导致的达不到预期目标的相关后果，也包括市场创新环境的复杂性。公司高管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其作用贯穿于从公司研发投资决策的产生到决策顺利实施的整个过程，研发投资的高风险、高投入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导致公司高管倾向于回避该项投资，从而很可能降低公司高管加大研发投资力度的积极性，导致股东与高管之间目标不一致，利益冲突凸显。同时，研发活动具有严重的溢出效应(即经济的正外部性)，研发成果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这种特征降低了企业从事研发投资的积极性，导致公司研发投资的“搭便车”行为和投资不足，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研发资源配置非帕累托最优，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两权分离”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市场失灵”引起的正外部性问题，是制约企业研发投资不足的内外根源。如何破解“委托代理”和“正外部性”难题，学术界从高管薪酬和财税优惠两个层面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一是公司治理理论认为，高管薪酬体系的合理设计，能够促使高管与股东目标利益一致，缓解代理问题[1]；二是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政府规制的科学安排，能够有效地解决正外部性难题[2]。因此，如何通过科学地设计高管薪酬体系和创新优惠政策，完善激励机制，促使企业高管优化研发配置，破解公司研发投资不足难题，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中国经济创新驱动战略转型，是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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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本文主要研究高管薪酬和财税优惠与公司研发投资的协同效应关系，按照从理论到实践、由浅入深的顺序，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财税优惠对公司研发投资的直接影响以及协同效应，全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内容框架如下：第一部分是绪论。该部分首先详细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其次，梳理了拟研究的内容，给出了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接着提出了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最后对本文研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概念界定。第二部分是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首先阐述了与本文拟要研究内容相关的理论基础，包括外部性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薪酬激励理论和协同论；然后对高管薪酬和财税优惠与公司研发投资之间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梳理，最后进行文献述评。结果显示以高管薪酬和财税优惠的协同效应作为研究视角的文献较少，鲜有实证研究。本部分研究为后续研究内容和方法选择提供了逻辑分析起点。第三部分是高管薪酬、财税优惠和公司研发投资的现状分析。首先对高管薪酬的现状进行分析，对高管年薪和持股比例的总体情况以及在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其次对政府财税优惠的基本情况进行整理，对财政科技拨款和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政府补贴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发展历程进行整理；最后，对研发投入的总量、研究类型以及资金来源进行了分析。本部分研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制度背景分析。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首先，基于相关理论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提出了高管薪酬和财税优惠与公司研发投资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假设；接着对变量的选取、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进行说明；最后构建了本文的三个模型。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首先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了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接着按企业所有权性质分组，比较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高管薪酬、财税优惠和研发投资的差异。然后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和假设进行检验。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对策建议与局限性。根据实证检验结果进行归纳整理，在此基础上，对完善高管薪酬激励和财税优惠以提升企业研发投资强度提出了相关建议。最后对本文的研究局限性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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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2.1 相关理论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正外部性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薪酬激励理论和协同论。外部性的概念最初是由马歇尔提出的，出自 1980 年的《经济学原理》。正外部性是私人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受益者却无需付出成本，负外部性是私人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此时，完全由市场进行配置无法有效的解决外部性问题，只能采用非市场的方式予以矫正，而财税优惠正是政府通过介入市场来矫正外部性的重要工具。研发投资的正外部性是指企业的研发成果有可能随着技术的推广而被同行业竞争者利用。这种正外部性使得企业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不对称，使得全社会脱离有效的生产状态，也会使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优化。这是因为，首先，研发项目从开展到研制出成果通常要历经很长时间，研发成功与否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资金回收期限长且不稳定，增加了企业的研发风险；同时，研发投资的社会收益率远远大于私人收益率。虽然是私人投资于研发活动，由于研发投资的正外部性，使得私人投资者并不能完全享有研发成果的全部收益，进一步加深了企业的研发风险。美国有研究表明，研发活动的私人收益率大约为 10%，而社会收益率大约为 50%，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降低了私人研发投资的意愿，导致研发投资不足，企业逐渐失去自主创新的能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企业要想顺利有效的开展研发活动，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我国目前的产权交易制度还不够完善，没有形成规范体系，企业的研发成果在信息化市场往往很容易被模仿和抄袭，这样就进一步降低了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企业都不愿意主动进行研发活动，而是等待其他企业研发出成果加以模仿利用，长此以往，企业创新能力便会下降，进而对整个市场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如果还是继续完全由市场来调节，资源就不可能得到合理的配置。这时就需要政府介入出台相关财税优惠政策，在企业和社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使企业个体利益和社会总体利益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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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本节主要从高管薪酬和财税优惠对公司研发投资影响的两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归纳。根据报酬绩效契约，高管获得的报酬与股东的目标经营绩效是一致的，即报酬越高，需要达到的绩效越好，而研发投资可以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企业带来长期可持续的回报。关于年薪与研发投资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大多数研究证明，高管年薪与公司研发投资呈正相关关系。Ederer and Manso指出，研发投资的高风险特征使得高管为了降低风险对薪酬的影响多倾向于减少或不进行该项投资[4]。Fong 认为在缺乏有效的薪酬激励的情况下，会大大降低高管进行研发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因此，在有效的薪酬激励下，企业研发投资强度会显著增强[5]。Tian and Wang 研究指出为了推动企业创新，公司应该制定承受短期失败的激励方案，补偿高管进行研发投资可能带来短期收益的损失[6]。国内学者陈胜蓝研究表明，通过合理的设计高管薪酬结构可以鼓励高管团队加大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7]。于雪然和胡艳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认为短期薪酬激励与长期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都起到了促进作用[8]。徐宁和吴创研究表明，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能够增强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积极性，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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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高管薪酬、财税优惠和研发投资现状............ 17

3.1 我国企业高管薪酬现状......... 17

3.3 我国企业研发投资现状......... 24

3.3.1 研发投入总量现状....... 24

3.3.2 研发投入结构现状....... 26

第四章 研究设计...... 29

4.1 研究假设...... 29

4.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31

4.3 变量的选取........... 31

4.4 模型构建...... 34

第五章 实证结果及分析............ 35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35

5.1.1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35

5.1.2 按企业性质分组描述性统计分析.......... 36

5.2 相关性分析........... 37

5.3 回归分析...... 38

 

第五章 实证结果及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节使用 Stata13.0 统计分析软件对研究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5.1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研发投资强度(In RD)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3.53%、2.04%，说明样本公司研发投资水平普遍偏低，不同公司对研发投资的重视程度有很大差异。按照国际评价标准，公司研发投资占营业收入之比在 1%至 2%时可能有所作为，达到 10%时创新能力才能较好地发展，所以我国公司研发投资普遍不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高管年薪的自然对数[Ln(Manpay)]最小值、最大值、均值分别为12.8739、15.9542、14.3107，说明样本公司高管年薪水平有一定的差异。高管持股比例(Manstock)最小值为 0，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13.45%、1.31%，说明我国企业高管存在持股为零的现象，大多数公司高管持股水平依然较低，股权激励水平差距较大。政府补贴的自然对数[Ln(Subsidy)]最小值、最大值、均值分别为 12.3239、20.6179、14.3107，说明政府补贴水平是较高的，企业获取政府补贴的程度有一定的差异。优惠税率(Taxpre)最小值为 2%，但最大值达到 24.99%，均值为 11.98%，说明样本公司普遍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但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力度有很大差异。对于控制变量：企业经营绩效(ROA)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0086、0.2358，样本公司经营绩效波动较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cr1)标准差高达 14.7834，说明样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情况差异性较高；董事会规模(Boardsize)普遍集中在 8 至 9个人，标准差为 1.7391，样本略有差异；样本公司规模[Ln(Asset)]略有差异，大部分属于中小规模；样本公司财务杠杆(LEV)均值为 33%左右，财务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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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选择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 2010—2015 年连续披露研发支出的公司平衡面板数据为基础，着重考察了高管薪酬和财税优惠对公司研发投资的直接影响和协同效应。通过实证检验分析，得出了相应的研究结论，具体如下：

第一，高管薪酬对公司研发投资直接影响的研究结论。①总体上看，高管年薪能够显著提升研发投资强度；高管持股比例与研发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 型关系。②在提升公司研发投资强度方面，高管股权激励比年薪激励的激励效果更好，但并不是越高越好，高管持股比例超过 36.44%反而会削弱研发投资强度。③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高管薪酬对公司研发投资的影响有一定的差异。对于国有企业，高管年薪和持股比例均能够显著促进研发投资强度；对于民营企业，高管年薪不能有效的提升研发投资强度，高管持股比例只有在 0~36.44%范围内时对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持股比例过高并不能有效提升研发投资强度。

第二，财税优惠对公司研发投资直接影响的研究结论。①政府补贴和优惠税率能够显著提升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研发投资强度。②在提升公司研发投资强度方面，优惠税率比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更好。这说明税收优惠比政府补贴更能激发企业进行研发投资的积极性。

第三，高管薪酬和财税优惠对公司研发投资协同效应的研究结论。①高管年薪和持股比例的内部交互项，只有高管持股比例在 0~36.44%范围内时，对公司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显著提升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②政府补贴和优惠税率的外部交互项对公司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③高管薪酬和财税优惠各要素之间的交互项。高管年薪与政府补贴和优惠税率的交互项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高管持股比例只有在 0~36.44%范围内时与政府补贴和优惠税率的交互项能够显著提升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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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